张子华（1914—1942年），原名王绪祥，曾化名王少髯、黄汉、黄君等，宁夏中宁人，中共党员。1935年，任国共两党谈判的秘密使者。1936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1937年，奉命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到银川，同马鸿逵谈判建立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与宁夏省的交界线、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1939年9月，因政治嫌疑，被隔离审查。
1942年，因肺病不幸病故，年仅28岁。张子华，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1914年4月21日出生于当地一富绅家庭。张子华名字的变换，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一样，富有传奇色彩。尽管名字不断变换，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意志始终没有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没有变。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张子华所在的恩和高级小学校长张自箴和部分教师经常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张子华很早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1926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刘屏先等共产党员到中宁县恩和高级小学发动进步师生，同当地豪绅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下，张子华深刻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危害。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革命的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自此，12岁的张子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团结一批进步学生，深入村镇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为了让群众听得更明白，张子华还与同学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编写了《缠足苦歌》，并唱给群众听。
1927年，张子华到兰州上学，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政府背叛革命的行径，他立志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拯救国家于危亡，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1930年8月，张子华到北平上学，他在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并于同年11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也为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入党时，他便改名为“张子华”。入党后，张子华被安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工作，主要负责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1931年，张子华参加了宁夏旅平学生会，组织宁夏籍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张子华等人动员和组织宁夏籍学生20多人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地下党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两个支部，张子华负责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宁夏旅平学生会就是由参加这两个支部的宁夏学生组成的。在参加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学习讨论时，张子华常联系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思想实际，严于剖析自己。一次，他在讨论《资本论大纲》时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是我无法选择的历史事实。但是，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则完全由我自己来选择。我抛弃了我的父母为我选择的一条腐朽没落的道路，而选择了一条站在人民和全民族立场上来的光明之路。”他的这些激烈言语,被同学们称为“决裂”之言。在讨论时事时,张子华讲了一段对大家很有启发的话：“以前我们成立学生会的目的，不外乎争‘生存权、求学权’，但是日本的侵略,使我们的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宣传抗战,要求抗日，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张子华不仅口头上讲，还注重实干。每次上街游行时，他都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带领大家喊口号。每次集合，张子华第一个登台演讲，慷慨陈词。遇到有风险的事，张子华挺身而出，一拍胸脯：“我去，我去！”张子华还根据地下党组织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组织带领宁夏学生散发传单、参加北平各院校学生的集会和游行。
1932年，“左联”组织北平各高等院校请鲁迅、施复亮、侯外庐等人讲演。张子华等人通过宁夏旅平学生会组织宁夏青年参加。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宁夏国民党反动当局指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特务便按黑名单缉捕宁夏籍学生，形势险恶。同学们有的回家，有的转移，张子华仍在北平坚持斗争，并想方设法和转移到郊外的学生保持联系。他有时穿长袍，装扮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西装革履似学者，乘黄包车，来往于院校；有时穿学生装，在宁夏同学公寓留宿。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城水月庵7号设联络点，和孙殿才、李天才等人接头。白天他们写传单、稿件，夜里出去散发传单，刷写标语，并发动和组织了天桥、前门、晓市等群众突击会。有一次，反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殴打群众，他腿部受伤，却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撤退。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1932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张子华放弃了学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身负重任，不避艰险，深入工厂车间，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工人运动。
1933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张子华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在开滦煤矿继续从事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斗争。1934年5月，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张子华前往天津领导工人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不幸被敌人逮捕。在被押解途中，张子华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是，他更感到惋惜的是五卅运动9周年纪念日在即，若自己被捕就会使纪念活动受挫，地下党组织也会受到破坏，最重要的是自己衣兜里还装有党组织的机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努力抑制着情感，很快镇静下来，一边走，一边想着应对的办法。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时，他忽然停住了脚步，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钞票，不容特务们问话，抢先说了一句我买条烟抽，然后大步迈进了商店。在佯装扶礼帽之际，他把夹在钞票中的写有党的机密的小纸条放进嘴里并咽了下去。他递给店员几张钞票，拿起两条烟就走。毁掉了身上藏着的机密，张子华心里坦然了，走得也更从容了。入狱后，张子华从审讯中分析，敌人并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便利用父亲在天津惠源长货栈经营枸杞生意的有利条件，说自己是宁夏来的枸杞商，出去看热闹时被抓。警察局不相信张子华，便对他严刑逼供，但张子华自始至终不改口，没有暴露任何信息。后几经周折，张子华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张子华被调往中共中央驻北方党组织工作。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党组织派他到陕北游击区开展巡视工作。10月，张子华（化名黄汉）到达清涧的河口，听取特委负责人的汇报。当时陕北的形势是：当地并存着两个边区，即陕北边区和陕甘边区。陕北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是谢子长，陕甘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志丹。陕北边区的面积比较大，武装力量也比较强。陕甘边区财力、军力都比较弱。当时，敌人正准备对两个边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而谢子长因身负重伤不能指挥战斗，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集中起来，才能战胜敌人。于是，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刘志丹写信，分析斗争形势，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队伍并肩作战。同时，张子华表示支持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坚壁清野”和“平分土地”的政策。经过积极有效的工作，两支红军队伍并肩作战，消灭了大批敌军，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同时，扩大了根据地，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经过长征北上抗日的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张子华的名字也被载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史册。1935年年初，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此时，正是党在白区工作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虽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革命者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张子华不胆怯、不气馁，坚持忘我地工作。凡是组织上布置给他的任务，他总是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出色地完成。不久，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调任鄂豫陕边区特派员，以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中共上海局被破坏后，他与还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情报系统接上关系，开始新的斗争。
1935年12月，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同南京政府交通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问题。张子华成了国共秘密谈判的尖兵。
1936年1月到11月，张子华谨慎携带周恩来等人的信件，在短短10个月中，数次来往于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陕北、山西之间，行程数万公里，历尽艰辛。在这期间，张子华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在上海与南京政府接触、谈判的情况以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时，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郑重地说：“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果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听了毛泽东的夸奖，张子华谦虚地说：“我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具体工作。”毛泽东笑着说：“每个党员都做好自己的具体工作，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张子华谨记党和人民的嘱托，继续努力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之间尚处于交战状态，张子华每次去陕北都要经过国民党统治区，稍有不慎即有危险，加上交通不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张子华怀着对党的忠诚，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克服了重重困难，传递国共两党的信息，很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张子华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攻绥西，宁夏面临日寇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工作。
1937年9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身份，到宁夏城（今银川）与马鸿逵谈判。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交涉宁夏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我方被俘人员；解决边界有关问题；开展统战工作。张子华到银川后，多次与马鸿逵谈判，而马鸿逵均采取敷衍应付态度，不解决实质问题，谈判没有取得成功，张子华只得以回中宁老家探亲为名离开银川。在宁期间，张子华虽然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他的全部任务，但他利用自己是宁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省党部的特派员）的身份，利用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和我党的主张，促成了以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的秘密建立。1937年12月，中共宁夏工委成立时，工委书记李仰南等人持张子华的信件找到袁金章等人。袁金章等人帮助了他们，革命工作得以开展。张子华还动员王振刚（王茜）、王栋、孟长有等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可以说，张子华来宁夏，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的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
1939年9月，在肃反运动中，张子华因涉嫌通敌案被隔离审查。在隔离期间，张子华始终相信党组织，他认为，在国民党开始掀起反共高潮、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党组织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审查，这样做或许是必要的，审查只是暂时的。想到此，他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给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写信申诉,希望尽快做出审查结论。在此期间，张子华怀有身孕的妻子李德贞也被关押。李德贞多次请求看望丈夫，但都遭到拒绝。她回忆着丈夫对她说过的一些话：“对党、对边区要忠诚老实。”“我的一切先是属于党，然后才是属于你……”想到这里，她更加坚信丈夫是被冤枉的。当张子华得知妻子在狱中生下儿子后，他赠送给妻子一张自己的半身照片，照片背面写着：“赠给我们心爱的孩子——延军（革命的后备军）”，以此表达他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和信心。半年、一年，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张子华一次次地给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写信，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向党袒露一片赤子之心，希望回到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中去。遗憾的是，他的信党中央一次都没有收到。
1942年，张子华因肺病逝于狱中，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做出正确结论，恢复了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并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