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建党前的理论探索过程中，青年毛泽东就曾苦苦思索、一语中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党自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后才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江河万里总有源。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传，正是我们党发源时的那一股涓流。

　　微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宣传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英文、法文等将他们振聋发聩的思想插上翅膀，向世界各地传播。马克思逝世16年后，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的相关内容。风云际会间，被搞错了国籍的马克思，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在此前后，孙中山、梁启超等也都逐渐了解并开始宣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在当时的留日中国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藏在他们的归国行李中，流传到湖南、四川、广东等地”；也有人，如朱执信、马君武、刘师培等，纷纷撰写马克思主义宣传文章或翻译马恩经典著作部分内容，在《民报》《译书汇编》《天义报》等报刊发表。被翻译成方块汉字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其他新思想一道，伴随“西学东渐”，于中华大地始露端倪。

　　1915年6月，陈独秀留日归国，在跨国轮船上看到日本船警打骂中国学生，而周围同胞麻木不仁、不屑而避，愤然立志“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有改观”。3个月后，陈独秀主办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9月15日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陈独秀在文中写道：今日之社会制度“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正式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11月7日，停泊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射了一枚攻打冬宫的信号弹，宣告十月革命的爆发。3天后，国内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李大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8年7月开始，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还有当年的青年回忆：“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在当时中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先生对天气的记载是一个字：“昙。”意思是云彩密布的多云天气。就是在这一片风云中，发生了五四运动这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伟大事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发端。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他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把他负责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杨匏安、李达等留日归来的先进青年，也纷纷撰写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文章。张闻天、邵飘萍等也在国外著书撰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在国内出版。

　　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报刊发表了200多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北京、上海、天津、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湘江评论》《觉悟》等新刊物，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新民学会等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积极传播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1919年7月14日刊发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在这大潮中，马克思主义的微澜即将掀起开天巨浪！

　　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始就重视宣传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决定成立党组织，经征求李大钊意见，定名为“共产党”。8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刊出宣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两个月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及北京党的早期组织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留学生和华侨先进分子，也都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就开始有计划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老家简陋的柴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终于完成《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之后，陈望道参加《新青年》编辑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建工作。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磋商筹建中国共产党，得知《共产党宣言》已被译成中文后，决定交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助出版，陈独秀立即着手组织对陈望道的译稿进行校订。4个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一个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呱呱坠地。这本热气腾腾的小册子是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的。像初为父母面对新生命时的手忙脚乱一样，或是由于太过兴奋和激动，封面书名中的“共产党”被错印为“共党产”，这个错误随即在9月份第二版中作了修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上海、北京乃至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当月，益群书社出版《科学的社会主义》，此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摘译。之后，《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宣传书籍陆续出版。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亮出了“共产党”这面旗帜，毛泽东曾盛赞《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两份刊物共同承担起筹备建党、理论宣传的历史重任。

　　这一时期，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除《新青年》外还依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劳动音》《工人周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武汉星期评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文化书社”并以《湖南通俗报》为平台，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齐鲁通讯社”、《励新》《济南劳动周刊》，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广东群报》等，开展马克思主义普及宣传。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启发工人觉悟、培养教育骨干。

　　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枝“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的“新文化的小花”，日渐力压群芳、一枝独秀，被当时的先进青年认为“最宜采用”，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早年参加革命时以诗言志：“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终于在这时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之“花”，自此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党的一大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一大代表陈公博脱党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作为其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附件，《纲领》英文稿得以保存至今。相较之1956年12月苏共中央移交中共中央的《纲领》俄文稿，英文稿在第三点“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之后，多出一句：“宣传共产主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理论宣传工作天生的高度自觉。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单列“宣传”为第二部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决议》还明确，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围绕“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开展研究，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为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提供了具体指导。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然“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赤潮：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当时，国内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社”“印书馆”等，人民出版社是中国最早使用“出版社”这个新名称的出版机构之一，党的宣传工作领风气之先、开时代新潮可见一斑。《人民出版社通告》对该社的宗旨任务作出说明，特别指出：“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该通告还公布了人民出版社当年的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恩格斯等人著作9种。通告中还开列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8种已出版新书。

　　1921年11月，为迎接党的二大召开，党中央领导机构下发了建党后的第一个通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对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殷殷期盼溢于言表。鉴于当时的革命环境，《人民出版社通告》所列49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出版任务并未全部完成，但党克服重重困难，一年内仍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十余种。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建党后的政治宣传情况：“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包括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半个月后，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充分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这一时期，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1922年1月15日、8月1日、9月13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3年4月10日、6月15日，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等相继创刊，以更加鲜明的导向、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影响了一代青年。例如，时年十三四岁的吴亮平，在上海读中学期间，正是受到《向导》等进步报刊的影响，进而阅读了陈独秀的著作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自此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兴趣。以此为起点，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3年左右。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如《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刊发的《赤潮曲》歌词所唱：“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沈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大革命的洪流即将滚滚而来！

　　逐浪：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同时制定的《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在劳动群众中，要宣传“共产主义之浅释”，“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C.P.（即共产党）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出版物”。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宣传寓于国民革命、群众教育之中。

　　党的三大召开后，人民出版社由上海迁往广州，与新青年社（即《新青年》的出版发行机构）合并，随后又迁回上海。1923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成立。上海书店在开业广告中宣称：“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开设这么一个小小的书铺子”。但就是这个“小小的书铺子”，1924—1925年间却实际上承担了党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出版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均由该书店出版发行。1924—1925年，上海书店陆续出版瞿秋白著《唯物史观浅析》和“中国青年社丛书”之《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等，这些著作很多都是由党内同志编写，旗帜鲜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无情揭露旧制度，对唤醒民众，尤其对提高青年学生觉悟，影响巨大。徐向前就曾回忆，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期间，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和阅读相关书刊，对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2月，为了贯彻大会精神，更好适应国民革命新局面，党中央制定《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要求中宣部进行的主要工作包括“编译几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书籍”“督促各地方广设马克思研究会、列宁主义研究会等”。3个月后，五卅运动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入高潮，革命形势日渐好转，革命出版物的读者范围和需求也日渐扩大。1925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先后制定《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特别要求“编译共产主义ABC”“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等，受到读者广泛欢迎。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一些北伐革命部队中，官兵人手一册。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首印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又重新加印。上海书店还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遍布长沙、南昌、广州、太原、青岛、重庆、宁波、香港、海参崴、巴黎等地，形成了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报发行网络。

　　随着书店经营业务的逐渐发展，上海书店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引起反动军阀的恐惧。1926年2月4日，上海书店遭到查封。党中央鉴于长江中游一带革命形势日渐好转，即于12月1日在汉口创办长江书店。在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下，武汉三镇来长江书店购书的读者络绎不绝，革命书籍供不应求。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长江书店出版新书和重印书达47种。1927年1月，瞿秋白译、斯大林著《列宁主义概论》由长江书店出版，这是斯大林著作在我国最早的中文译本。

　　1927年初，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党中央决定恢复在上海的公开出版机构，首先成立《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三个刊物的总发行所。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党中央决定在三刊总发行所的基础上，建立上海长江书店。1927年3月31日，《民国日报》刊登“上海长江书店正式开幕廉价启示”，向全社会广而告之：“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经售一切关于革命书报”，“本店愿意于这个高潮中，供给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购革命的书报，请移玉至敝店可也”。革命激情跃然纸上。

　　但不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汪精卫等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党的出版机构遭到反动派查封，马克思主义书籍遭到查禁销毁。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改变，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决心没有动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