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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组织理论学习的历史考察和经验启示

来源:百年潮 时间:2023-02-08

  作者:曹子洋        来源:百年潮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在极其艰难残酷的环境里,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终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研究这一时期我们党领导组织理论学习的做法及其经验,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开展理论学习提供有益借鉴。

  一、抗战时期党领导组织理论学习的历史背景

  (一)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党要加强理论学习以适应中国革命斗争需要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大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力量比较薄弱,我们党是在广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党员干部大多来自农民。“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对于一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政党来讲,必须要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否则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要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先进性,使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就需要我们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广大党员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思考中国革命实际,进而取得胜利。此外,我们党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创立与发展起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几次失败都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路线密切相关。毛泽东曾痛心地说过:“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如何处理好既尊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又结合中国革命具体斗争实际的关系,在党的幼年时期是没有能力来解决的。到了延安之后,只有通过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肃清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结束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我们党才能够成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特殊环境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明确了加强党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意义。他说,“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他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经验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由于缺乏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往往“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抓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转折时期,一些人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

  (二)遵义会议后党需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在党中央到达延安后,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没有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走出来,他们当中一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1937年12月,王明回国,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他经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宣传贯彻他的右倾思想;王明还将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名《两条路线》)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引起党内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的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失。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就党内而言,毛泽东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他由此加深了对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错误和全民族抗战初期右倾错误的认识。毛泽东认为,仅靠过去的方式,解决不了教条主义的问题:“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可以说,遵义会议后,我们党虽然解决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问题,但是在思想上还亟须通过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党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痛定思痛后,认识到开展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从思想上让广大党员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才能推进中国革命不断胜利。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在担任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940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

  (三)党的力量不断壮大需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武装全党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我们党顺应历史潮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倡导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吸收一切爱国人士投身于抗日救国大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数量的增加说明党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政党,为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党内在大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党长期处于农村地区,被迫和城市里的工人阶级相分离,因此不能大规模吸收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在新增加的党员中,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也有一些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拥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但是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再加上没有经受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性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等。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必须要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让新党员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此外,由于战争的影响,很多党员和干部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直接参加战斗,他们的理论素养不高,难以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能准确地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党内的这种理论状况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不相符的。

  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直接原因是本领恐慌的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党员干部中却出现了一种“恐慌”。毛泽东指出,这种恐慌,不是政治上的恐慌,也不是经济上的恐慌,而是干部自身本领上的恐慌,是本领不够的恐慌。因此,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成为当时党内的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延安整风使我们党在理论方面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仍然表示:“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认识和判断,是符合我们党当时理论建设实际状况的。

  二、抗战时期党领导组织理论学习的实践和成效

  (一)倡导组织系列集中学习研究活动

  抗战时期毛泽东直接倡导的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共有三次。一是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毛泽东把学习理论看成是战胜敌人的加速器,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普遍地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定为“学习节”,党内各种研究会和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相继成立,在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二是1942年在全党普遍展开的延安整风学习,使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用整风的形式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通过大规模、长时间、有组织、有步骤的整风运动,联系历史和现实,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创举。它使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进入到新的阶段。三是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全党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明确提出,“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这五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指出,这几本书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如果有五千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二)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阵地建设

  一是延安成立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机构,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资本论》小组等,还成立了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会等科研单位,组织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等各种研究会,进行理论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深入。从1938年开始,党中央先后成立了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军委编译处、中央宣传部编译局和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等专门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通过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军事、哲学和文艺等经典著作,为党员干部提供理论学习的文本载体。二是先后创办了31所各式各类干部学校,包括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12所干部培养学校,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等6所边区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和鲁迅师范、边区师范、绥德师范等13所中等教育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过程中都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政治觉悟培养、理想信念教育为目标,为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作整顿三风报告,并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这是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

  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同时,强调要十分重视理论干部的培养和理论人才的选拔。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普及过程中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有充分认识。1939年12月,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才使得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拥有了能够发挥自己能量的政治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和普及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全党的开展和深入培养了深厚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党领导组织的理论学习运动可谓是波澜壮阔,取得丰硕成果。通过理论学习,我们党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改变主观主义的党风、学风与作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成熟奠定坚实基础,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

  三、现实启示

  (一)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理论学习意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党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新时代新征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二)必须使理论学习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只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理论学习才会具有时代性、针对性,才能取得更好学习效果。党的中心任务是由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不同,理论学习内容也应随党在不同时期中心任务而确定。从现在起,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当前的理论学习,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心任务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理论学习制度

  要使党领导组织理论学习扎实有效,防止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必须有科学的学习制度作保障。要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党员干部特点,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确立不同的学习目标。严格落实党内集体学习制度、培训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基层党员轮训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员个人自学制度,推动理论学习的常态化、规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学习绩效评价制度,坚持把理论素养、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只有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理论学习制度,才能确保理论学习规范、系统,使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有从上而下的统筹领导而不是各自为政,推进全党干部完整、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了解其只言片语,从而让全党深刻领悟拥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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