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解放思想的一代新风，为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

　　衡量一个伟大思想家，不仅要看他在当时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更要看他提出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要看他是怎样影响和改变了时代。邓小平无疑是一个影响和改变了时代的人，以致国际上有人提出了“邓小平时代”的概念。说他影响和改变一个时代，第一要说他影响和改变了一个时期党和人民的基本政治思维，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20 世纪50 年代末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陷入僵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述作教条式的理解，机械地照搬照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个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大搞形而上学，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一般化、神圣化，甚至把一些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附会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一些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加以固守；而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别是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则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因素”加以反对，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文化大革命”结束，为党的指导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提供了转机。但党内又出现了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绝对化、教条化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给党和人民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办，全党思想只能继续陷在僵化状态，党和国家的工作只能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只能落空。邓小平率先出来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9页。）。要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必须解决用什么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从 1978年 5月开始，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推动思想理论界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鲜明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08页。） 在他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废止“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重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必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促进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使全党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可以说是改变了固有的一些基本政治思维。1978年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44页。）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两个凡是”，再到后来的全面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全党解放思想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解放集中体现在实事求是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制造的思想障碍，正是利用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果不解决好这一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党和国家的工作就迈不开新的步子。

　　1979年 11月，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起草之初邓小平提出了三条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 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91-293页。）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意见。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指出了党在长时间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生产关系变革及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同时，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实事求是地批评了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的错误，并分析了其主客观原因。《决议》不仅对全党摆脱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实事求是认识党的历史，增进全党思想统一和团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解放思想，当然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邓小平说得很明确，解放思想，是为了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41页。）他所说的“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指当时党的思想状况和固有的体制、制度、政策等，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相适应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这就是他酝酿已久的改革开放。

　　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党和人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严重挫折和教训进行反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还会出现很多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20世纪 50年代中期，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即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但是，在后来的长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滋生和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日益僵化，将现有制度固化、模式化，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邓小平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严重挫折与教训的反思，引导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上来，引导到对改革的认识上来。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312页。）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过去在各方

　　面存在的问题，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50页。）稍后，他又提出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78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3页。）的论断。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论断归结起来就是他后来所强调的：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但是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和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在比较和竞争中，两种社会制度必然会有交流互鉴。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外交流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尤为重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客观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主观上由于党的指导思想陷入僵化，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从而使我国一度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在经济和科技、教育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邓小平在推动解放思想、领导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33-234页。）由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逐渐成为党和人民的共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打开。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清除了思想障碍，使中国开启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为后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习近平高度评价说，这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人民日报》2018年 12月 19日。）。

　　二、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离不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者，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由于国内国际的各种原因，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破坏，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改旗易帜的西化之路不能走，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但过去封闭僵化的老路注定走不通也走不下去了。那么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就在思考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邓小平深知，过去封闭僵化的老路之所以走不通，主要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他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63页。）他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式道路”的命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发展，实践越来越需要对这条“中国式道路”作出更带本质属性的定义。毛泽东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70页。）邓小平深入思考，终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页。）

　　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对这一命题反复作了阐释：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他说中国“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63页。）第二，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9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无疑是既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又具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特征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有了一个基本结论，标志着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内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形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不仅明确回答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而且鲜明地揭示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主题，成为引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伟大旗帜。这个命题，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进行理论创新的主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第二，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没有也不可能在一两百年前提供世界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战略设想。特别是在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之后，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由此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但是，由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陷入“左”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曲折，不仅许多好的设想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被掩盖和搁置，而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上造成了思想混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重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23页。）他继承和吸收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经验，终于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到 1992年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体系。党的十四大对这个理论体系作了基本概括和阐述，最主要的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障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理论，等等。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些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9页。）。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将其确立为党长期的指导思想之一。

　　第三，邓小平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不是固化的教条，而必须不断地丰富、发展，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 1959年，他在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就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09页。）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参与领导了 20世纪 50年代到 60年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对此当然有很深的感受。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他总是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再一次结合”，必须要“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92页。）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既不丢老祖宗又讲新话，用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认识，它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根本任务等基本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果固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在一两百年前的论断，必然陷入僵化。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问题。据有人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谈过不下 20次。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作过概括。1985年，他说：“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42页。）1986年，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72页。）这两种概括，角度稍不一样。稍后，他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64页。）在 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将社会主义本质全面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这一论断，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一具有不可移易的原则性的论断，进一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为党正确制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遵循。

　　又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成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过具体分析和预设。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毛泽东在 20世纪 50年代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发达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但没有就此作出深入研究和明确判断。在长时期中，我们固守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脱离中国基本国情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急于求成求纯的“左”倾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对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总结历史教训，对中国国情作了深入思考，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1986年 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式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127页。）。1987年 8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要求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52页。）。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十三大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石，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这一理论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党制订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划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

　　再比如，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将被取消。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只能是等价交换的商品关系，但没有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但他将商品生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并且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中国，20世纪 50年代末，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他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属性上认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问题被提了出来，如果不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经济领域的改革只能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新的源头活水。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开创性的思想观点还有很多。这些思想观点奠定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生长点。继他之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三、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基本设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实践基础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2页。）邓小平一直强调理论要管用，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实践性非常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一历史定位，就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所拥有的“实践第一”的品格。他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一系列基本设计。比如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设计，对外开放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途径设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设计，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式设计，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设计，等等。这些相当于对一项宏大工程的全面设计，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对外开放，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拓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干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干设计。其他设计，都是这一主干设计的展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已经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并进行了深入阐发。但是，他没有急于把这些思想原则确立为党的带根本性的政治路线。之后，他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从而为他制定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际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他的意见，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式概括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 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0-371页。）。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可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经济领域的所有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邓小平主导设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他对经济领域所有制改革作出的基本设计。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是突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到 20世纪 80年代私营个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出现后，所有制的改革才成为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一方面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1984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这个《决定》被邓小平称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3页。）。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需要。邓小平在主导设计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时，始终将它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20世纪 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后，他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经济要始终占主体地位以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利用外资，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42页。），也是为了最终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之所以能够稳步推进，使社会主义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始终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501-502页。）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领域改革最重要最具创新意义的设计。我国 4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某个角度讲，可以说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这一设计，不只是对经济领域的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对于经济领域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的。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设想，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没有急于下结论。20世纪 80年代初，在开始酝酿全面经济改革时，邓小平意识到，不从根本上突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经济改革是迈不开步的。因此，他提出要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7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转变。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内在统一的体制。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得出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几个月后，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下来。这一目标的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指明了方向，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为我国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即小康社会目标设计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小康社会目标，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一设计契合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极大地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 40多年，可以说是党领导人民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40多年。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一代又一代人为之进行了不懈奋斗。真正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和步骤并开启实际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 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对“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作了如下表述：“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39页。）。中央还确定分两步走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出现了失误和挫折。到 20世纪 70年代末，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到世纪末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即小康标准。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他在考察江苏等发展较快的地区后，又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在 20世纪末，我国如期基本上实现小康，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在酝酿、设计小康目标和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步骤。这就是：第一步，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一个清晰、切实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进入 21世纪后，党在领导人民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对小康社会建设又作了分阶段的设计，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大会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安排的部署，即“新两步走”：第一步从 2020年到 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 2035年到 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九大的部署将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 15年，这是对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雄心壮志。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设计，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大论断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由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追赶当代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目标，要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就需要确定驱动全局的战略重点。邓小平把科学技术设计为战略重点，既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基于我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上发生第三次科技革命，并带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技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到 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科技水平不仅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至少 20年，而且还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5%，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70%。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86页。）到 20世纪 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抓住产业革命机会，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竞争。邓小平感到，仅仅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已经不够了。1988年，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重点设计。按照这一设计，1989年，党中央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党中央确立并实施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对外开放设计，即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没有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不仅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而且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作出了基本设计。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是长期持久的。1984年，开始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79页。）他的意思实际上是长期不会变，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对外开放，中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了。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是全面、全方位的。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到 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形成了他对对外开放基本目标的设计。这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邓小平讲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包括多种形式和途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科技整体落后的情况决定对外开放主要是大量引进，包括技术、资金、智力等。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要“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样，就有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有了大量的“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的大门是一步步打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即倡导推动建立深圳等 4个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经验后，邓小平提出，“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到 1988年，他形成由沿海地区带动内地的对外开放的设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77页。）。按照这一设想，天津、上海、大连、烟台等 14个沿海城市实行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267页。）。按照这一设想，20世纪 90年代初长江沿岸 10个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其他 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这样，就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格局。进入 21世纪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只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继续获得新的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十几亿人民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累积起了越来越深厚的实践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获得了新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作者杨胜群，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