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小康命题至今,小康社会建设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和研究,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问世。小康社会建设有些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包括对小康社会概念,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关键问题、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实现路径等。本文对这些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构想至今,建设小康、实现小康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目标。40年来小康社会建设这一理论与实践兼备的重要命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纵观这些成果,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从研究时段看,党的十六大和十八大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小康社会建设研究的升温。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这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两次重大战略部署。会后,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呈“井喷式”涌现,形成两次研究高峰。[①]二是从研究形式看,学界通过出版著作、发表论文、开展调研、召开研讨会等方式,推动研究不断有新进展。三是从研究领域看,覆盖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学科,运用了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理论研究的藩篱。梳理后可知,学界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七个问题:小康社会概念,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小康社会建设的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关键问题、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小康社会建设的实现路径。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学界了解研究进展,也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日益深入。

　　一、关于小康和小康社会概念

　　把握小康、小康社会等基本概念内涵,是小康社会建设研究的起点。“小康”最早出自《诗经·大雅·民劳》,后来在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中被作为一种社会模式阐述。千百年来,“小康”概念内涵逐步丰富完善,人们常以“小康之家”表达对殷实、宽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概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建设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目标。

　　1.关于“小康”概念的历史嬗变。

　　学界对“小康”概念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现实内涵给予很多关注,认为古今“小康”虽字面相同,但内涵有别。李君如认为,《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是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相区别的社会,是以小生产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实行等级制、世袭制的宗法社会,与邓小平讲的“小康社会”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和思想联系。“小康”概念在流传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即是脱贫以后对比较宽裕的新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也许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来源,但也要进一步证明。[②]吕书正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有小康生活和小康社会双重内涵。小康生活水平是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小康社会又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没有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二者是密切联系的。[③]王玉波把“小康”内涵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小康社会最初是由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以礼治为基本特征;近代维新派提出“升平世”的理想社会模式,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为价值取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将“小康”作为近期目标,“小康”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阶梯。[④]经过宏观视角的比较分析和逻辑梳理,“小康”概念的演进脉络逐渐清晰。

　　2.关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概念内涵。

　　“小康社会”概念发端于邓小平对“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雄心壮志的现实思考, 脱胎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曾强调:“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⑤]龚育之认为,这一新概念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雄心壮志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主观设想、不切实际的概念;二是这不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达到某一数量的概念,而且是整个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某一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经济概念,而且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概念。[⑥]杨胜群认为,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目标,是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战略目标。它将人们传统的社会理想同现实诉求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化,勾勒出了一个让人们可近可亲的社会远景图。[⑦]石仲泉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小康社会的概念丰富了,内涵在不断变化,标准在不断提高。[⑧]中央文献研究室课题组梳理邓小平关于小康社会的论述,从中得出:小康社会是“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社会,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全面进步的社会,是共同富裕、保持稳定的社会。[⑨]学界研究“小康社会”概念,既有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去分析,又有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去阐释,使这一概念内涵更为丰富、全面。

　　“小康”和“小康社会”这两个概念有区别也有联系。“小康”概念是一个具有历史属性的概念,邓小平赋予其新内涵,成为一个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但这并非是对传统儒家社会发展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方面有着质的升华的科学概念。“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国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内涵丰富并不断发展。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之中。

　　二、关于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

　　小康社会概念提出后,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使之不断丰富、系统。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立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并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大明确“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党的十五大把“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作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党的十六大提出将“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提出“小康”概念,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目标导向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1.关于小康社会思想发展阶段。

　　在回顾小康社会思想发展历程时,研究者将其分为若干阶段,主要有“三段说”、“四段说”、“六段说”。

　　一是“三段说”。肖贵清等认为,小康社会建设从1990年开始分为三个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是我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时期;从2001年到2011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从2012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⑩]“三段说”注重从小康建设的实践层面进行研究,以不同阶段达到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为标准,对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二是“四段说”。韩保江等认为,小康社会建设经历4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黄燕芬等认为,这四次历史性飞跃是:邓小平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布局谋篇,着力摆脱整体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江泽民着力于解决生活温饱、迈向总体小康;胡锦涛着力于改善公共服务、更新小康目标;习近平着力于补短板、增强获得感。[12] “四段说”注重对小康社会建设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分析,对中央决策部署和实践历程特点的概括。

　　三是“六段说”。何爱国认为,小康社会理论发展历经六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以前的“高度现代化”降为“基本现代化”( 1979—1983),从“经济小康”发展到“社会小康”( 1983—1987),战略部署上从“两步走”发展到“三步走”( 1987—1992),确立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 1992—1997),提出总体小康水平基础上的“新三步走”战略(1997—2001),提出并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 2001— )。[13] “六段说”注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分析,受写作时间所限,对十七大后的小康社会建设特点没有概括。

　　按历史发展特点及规律分阶段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者们对小康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视角和标准不同,划分结果自然有差异。从研究角度而言,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探讨的。

　　2.关于小康社会思想发展变化的缘由。

　　学界认为,“小康”概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新提法的变化并非偶然,背后有其特定的逻辑和缘由。

　　一是重提“小康”的背景。冷溶认为,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是基于当时的国情。提出的小康目标有三个特点: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第二个特点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较长时期内定量化、明确、具体的发展战略目标;第三个特点是从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个角度来描述发展战略目标。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没有对国情和世界经济深入研究和了解,没有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些问题的深思熟虑,是不可能提出这一设想的。[14]还有学者认为,提出“小康”概念是立足于对过往经验的全面反思,着眼对世界大势的总体把握,植根于对文化传统的传承超越,致力于对群众智慧的概括升华。[15]

　　二是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原因。金冲及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已经进入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6]张卓元认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符合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不仅易于为人民理解,而且目标平实,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17]陈扬勇认为,最根本的动因是:已经进入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时,需要一个具有感召力的阶段性目标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18]

　　三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缘由。李向国等认为,“建设”、“建成”一字之改,体现我国发展阶段的重要变化。“建设”是过程,“建成”是结果。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实际上是在十六大、十七大延续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从“五位一体”充实和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内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扩大。[19]

　　小康社会思想发展是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良性互动。每一次新概念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由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决定。学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能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讨思想变化背后的逻辑,既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历史的所以然,体现了思想发展变化的时代感和现实价值。

　　三、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丰富内涵

　　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具有动态性,通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接力推进,由最初提出小康概念到实现总体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逐渐丰富,内容逐步拓展。学界对这一动态演进予以关注,从不同视角对其作了探讨。

　　1.“全面”的角度。

　　王梦奎认为,“全面”有两重含义:一是覆盖全面,全体人民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建设领域全面,不仅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一个全民共享、全面进步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施芝鸿认为,“全面”内涵包括五点:覆盖人群之全面,覆盖领域之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之全面,三大文明协调发展之全面,人的发展之全面。[21]张云飞认为,全面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质,是由发展目标、造福对象、衡量指标、战略举措等方面构成的系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建等领域。[22]学界阐释了小康社会建设从经济层面的“小康”,到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小康”,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层层递进的价值内涵。

　　2.“总体布局”的角度。

　　赵曜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说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文明。[23]李君如认为,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24]总体来看,学界对此的认识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思想的发展逻辑基本一致。

　　3.现代化的角度。

　　学界认为,小康社会建设体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小康在发展方式上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现代化的特质。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后,学界对这一新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逻辑关系作了分析。杨凤城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考量, 认为新目标是在科学研判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承接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与战略设想。[25]胡敏认为,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是对党提出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一步细化,新目标基于现实, 承上启下,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26]

　　4.新发展理念的角度。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后,有学者以此为新的视角对小康社会建设作了分析。蒋永穆等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归宿,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其战略意义是确保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核心要义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路径是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根本目标是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27]

　　四、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战略意义

　　1.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方位。

　　杨春贵认为,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中必经的三个小的发展阶段。从新世纪开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中继解决温饱、达到小康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起始阶段。[28]辛鸣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9]贺新元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时间节点上: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先富”转向“共富”的重要节点;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经济强国”全面转向“文明立国”的重要节点。[30]

　　2.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

　　十八大以来,学界在探讨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时,注重将其放置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去考量,放置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去分析。陈立认为,在“四个全面”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引领作用,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胜利。[31]黄一兵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将迈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开辟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32]

　　科学认识历史方位和战略意义,是确定阶段目标的基本出发点。研究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研究思考,又需要实践方面的量化分析。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理论的研究,而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还有待加强。

　　五、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工程完成程度。因此,编制指标体系成为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工作。1991年,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组成课题组,把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具体化为16个指标。1994年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再次制定《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该指标体系包含经济水平、人口素质、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生活服务等五个方面16项指标。1996年,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制定《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该标准包括收入分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六个方面16项指标。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制定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标准较低,指标内容不尽全面,权属分配不够合理。[33]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提出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制度四个方面16项内容的指标体系。2008年,国家统计局印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提出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六个方面23项内容的指标体系。2013年,国家统计局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编制公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五个方面39项指标,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程度的重要参考。围绕小康社会建设的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学界主要从定性和定量等角度作了研究。

　　1.关于小康社会的定性分析。

　　李君如认为,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将会显著增强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内外市场不断扩大、国家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的过程。小康社会将在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上不断完善、定型,科学和教育投入有较多增加、精神文明建设将有大变化,国防实力将有明显增强,将在继续发展沿海地区的同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内地的发展问题。小康社会也是我国国际影响大大扩大的发展阶段。[34]

　　2.关于指标体系编制。

　　李忠杰认为,指标体系需要注意两个衔接:一个是与现代化指标的衔接,另一个是与国际标准的衔接。[35]胡鞍钢认为,全面小康社会不是一两个指标,可有若干个指标来衡量,至少有四个重要指标:一是人均收入指标;二是恩格尔系数;三是人类发展指标;四是贫困人口比例。[36]周长城等认为,全面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要更加注重人的因素,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更要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具有国际比较性。[37]杨宜勇等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引入第三方社会评估机制,确保评价方法的客观合理性;可以引入主观考量指标体系,以做到评价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更具有可操作性。[38]

　　3.关于小康社会的定量分析。

　　吕书正提出2020年中国小康社会的评价标准,包括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和结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与法制、生态环境保护共六大领域38项指标。他认为,小康社会起点水平的国际对照标准应该调整,不应把人均GNP800美元固定下来,可以把小康社会起点的国际参照标准下调为世界中下等国家的起点水平。2020年中国小康社会的国际参照标准应是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或者领先水平,达到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国家十项标准。[39]肖宏伟认为,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民主法制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42项指标。[40]张占斌等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准不能仅仅简化成有限指标,应该是定量与定性目标的结合。[41]

　　4.关于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指标体系。

　　尹成杰认为,制定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将扶贫脱贫和农村小康相关指标相结合,主要确定标志性、宏观性指标,宜粗不宜细,便于运用和把握。要体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农村教育水平、农村科技进步、农村扶贫脱贫、农村文化繁荣、农村社会和谐的指标。[42]杨万江等提出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五个方面23项指标的农村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43]

　　5.关于小康社会的区域评估。

　　除研究国家层面的指标体系外,有学者尝试建立地区层面的指标体系。如,有学者提出发达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29个监测指标,认为既要全面科学测算整体实现程度,又要体现地区差异;[44]提出重庆三峡库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涵盖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生存环境四个方面23项指标;[45]提出应增加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率、扶贫工作及减贫贡献率、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国家职能贡献率等指标。[46]

　　学界在研究小康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问题上,呈现出由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逐渐发展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的综合评价指标的趋势,内容更加宽泛,更具操作性。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有的指标体系过于复杂烦琐,有的指标反映不全面,有的指标不可度量,有的指标缺乏实际操作性等。学术界与指标体系编制机构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有待于提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的交融互动也有待加强。

　　六、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关键问题、制约因素和有利条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肯定可期,但任务异常艰巨。学界认为,中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但也面临复杂矛盾和困难挑战,需要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一定能实现。

　　1.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

　　陈锡文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47]高尚全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切入点是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农民的资产变成资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48]温军、胡鞍钢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民族地区, 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又在于如何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49]

　　2.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问题。

　　李培林认为有四个: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经济社会结构转换,解决“三农”问题,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50]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51]刘宁宁等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52]

　　3.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制约因素。

　　辛向阳认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面临的主要短板和突出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高血压”的病症,收入分配上存在着“瀑布落差”,科技创新方面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依法治国中有不公平不公正现象。[53]周春明认为严峻挑战是: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不确定因素增加。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和高新技术封锁的压力。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一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竞争。在国内,有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挑战,还有经济和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偏低、城市化水平过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趋势、就业压力增大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54]

　　4.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有利条件。

　　王梦奎认为,小康社会建设具备六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经济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三是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具备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五是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六是有党的坚强领导。[55]

　　学界研究这些问题,更多是理论性的分析和经验性的判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数据的信息公开、共享机制,对进一步深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七、关于小康社会的实现路径

　　1.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路径方法。

　　高尚全在总结中国改革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今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方针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清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在宪法框架内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强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监督。[56]潘盛洲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要繁荣发展农村经济:一是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三是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57]韩振峰等从方法论视角提出,实事求是、先进理念指导、群众路线、协调统筹、重点突破、区别对待、问题导向、典型示范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科学方法论。[58]

　　2.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短板问题。

　　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因此,能否解决短板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学界就此问题作了探讨。范恒山认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要做好五个方面: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59]王晓毅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在“三农”,应该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两个突出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层治理。[60]秦宣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强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分层推进。[61]

　　总体来看,理论界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需求、重大价值相比,还有待于提升研究质量。比如,研究方法上还需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视角上还要放眼世界,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世界影响;研究内容上还应注重小康社会思想与党的其他思想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等。随着小康社会实践进程的完结,学界应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小康社会建设,进而贡献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肖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沈传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