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艰难抉择

　　长征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艰难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妄图用50万兵力“剿灭”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但由于“左”倾错误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放弃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照搬正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军事上提出“短兵突击”的战术，让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导致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毛泽东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

　　博古、李德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三人团”成立后，最初决定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时间定在是年10月底11月初。1934年8月底9月初，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国民党军队提前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总攻。面对这一紧急情况，中央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实施的战略转移计划提前。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最有利的时间。”9月17日，博古就战略转移问题再次致电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至此，经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

　　长征前的安排与部署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一是军事战略的部署安排。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首先是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向东出击福建，然后北上闽浙皖赣边，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余里，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其次是安排红六军团西征。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同时，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曾进行了秘密的“和平谈判”。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议“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并期望陈济棠“移师反蒋”。10月5日，中央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部代表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一致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早期顺利突围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是扩大红军，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在5、6、7月扩大红军5万名。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名。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18204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加紧对新兵进行军事训练。

　　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出命令，在兴国县古龙岗以红军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为基干部队，新组建红军第八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红军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三是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红军转移时要求轻装，每人只带一床被毯、一袋够吃十天的干粮、两双草鞋，还有一个挂包装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卫生队准备四副担架、两担药箱。为此，中央先后多次发出紧急指示，发起“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等，得到苏区群众积极支持。广大民众纷纷表示向先进学习，踊跃借谷给红军，收到良好效果。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苏区发起退还公债和谷票运动，主动把公债券和谷票无偿退还给政府。妇女们发起剪发运动，把头上的银饰和手上的戒指捐献给政府。此外，通过向地主筹款，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银窖等形式，仅两个月时间，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 18万余元。到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随军担运了数十担银元，对长征途上红军给养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转移计划的临近，急需赶制大量武器弹药。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5月16日，中央国民经济委员部发出布告，“号召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将所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子弹壳、铜、锡、旧铁等物品，作价卖与国家以供军用。”中央苏区随即掀起收集军用物资的突击运动，到8月31日，短短3个月，苏区群众共收集铜8.28万余斤、锡4.95万余斤、铁15.95 万余斤、子弹14.09万发、子弹壳1.32万斤、白硝1.53万斤…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资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据参加长征的同志回忆，凡参加长征的红军都可以领到一份在长征途中使用的装备、粮食和物资，“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袋的步枪子弹”，“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东西”。

　　四是去留人员的安排。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干部走留名单也是保密的。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中央和省级机关及红军部队中的女同志，由中央妇女部提出了一份随部队长征女同志的名单，然后组织她们体检，身体合格者随部队行动、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随军转移人员名单，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无须体检。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五是舆论上的准备。长征前夕，中央连续发布命令和指示，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暗示着中央红军即将实施战略转移。

　　长征的整装出发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军长征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约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鉴于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分散驻扎在中央苏区各地。从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陆续向红军第一、第三、第八、第九军团和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长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也随纵队行动。

　　为了革命信仰，无数军民毅然决然舍骨肉别亲人，舍小家为大家。比如长征前夕毛泽东和贺子珍忍痛将自己的儿子毛毛托付给贺怡。刘伯坚、林伯渠、邓子恢、罗炳辉等人都将自己的子女留在了中央苏区。苏区人民也对红军依依不舍，据中革军委教导师参谋长孙毅回忆：乡亲们依依不舍欢送红军，有的妇女拿着草鞋、毛巾、袜子、鞋垫等，递给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部队已经走出二里路了，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难舍难分，跟随队伍前进。长征前夕，无数革命伴侣就此诀别。苏区“五老之一”的董必武，1933年与时任中共汀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碧英结为夫妻。陈碧英体检时体重仅差了半公斤，不能参加长征。临别时，陈碧英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把系在腰带上的手电筒解下来，送给了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在红军到达信丰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含泪讲述苏区男女老少相送时的情景，毛泽东听后，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长征后的浴血坚守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作战。10月3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苏区群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布训令，指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党组织要继续坚持广泛发展游击战争，10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瑞金云石山马道口成立，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为保证野战军和中央机关能安全集结和突围转移，苏区军民实行赤色戒严、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全套机关名称都被暂时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被留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负责人，继续照常领导各部门工作。

　　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仍照旧执行。《红色中华》报继续正常出版，宣传内容仍旧是扩红、征粮、优待红军家属等。这些措施有效地迷惑了敌人。到10月下旬，北路敌军占领宁都县城后，才确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东路敌人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仍在中央苏区。据蒋介石南昌行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蒋介石直到1934年11月中旬，才彻底搞懂中央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红军和苏区民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各个战场上有效地阻击、迟滞着30余万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解除了野战军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使野战军从容进抵湘南地区。

　　10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从北、东、西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11月底，中央苏区疆域被国民党军“蚕食”，红色区域最终沦陷。为了“剿灭”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部队，国民党军队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于11月初率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由瑞金转移到于都县宽田地区的龙泉村和石含村。此时，陈毅等一些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已非常严峻，他们主张中共中央分局等领导机关和留守红军迅速改变斗争方式，组织苏区军民和留守部队灵活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项英、陈毅根据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来的指示电，率领近万名红军和党政军干部分成九路，分别突围。突围过程中，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李赐凡、李天柱等一批党和红军高级领导干部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梁柏台等被俘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突围后的队伍转移到赣粤边、湘粤赣边、汀瑞边和闽西南这些地区继续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留守中央苏区的部署，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钟燕林，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编研股股长；黄云，江西省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苏春生，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负责人，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