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202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形成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性，深刻反映当前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热点问题，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果，体现了学界服务党的理论创新的自觉、主动和担当。
课题组在梳理本年度重点报刊发表的相关文献成果的基础上，从数十个研究热点问题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进行了概要性回顾，以期与学界共享202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并共同为202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出进一步贡献。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一经提出，就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品格、原创性贡献等展开了深入研究。
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阐释。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包括基石性理论与科学方法论两个方面。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要从主要内容、内在结构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概括和呈现。
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有学者认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出历史辩证法、系统观念和守正创新的方法论特色。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法。
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有学者认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实践性、民族性、人民性、开放性等理论品格。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表现为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直面问题的使命担当、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整体谋划的系统思维和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
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有学者从历史、现实和世界三个维度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和如何建设文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2024年，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涉及习近平文化思想多个方面，某些专题性研究较为深入，表现出了强烈的方法论自觉。今后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新质生产力研究
习近平基于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立足生产力实质和形式的新变化，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是习近平站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对之加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概念内涵、重大作用、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深入阐释。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粹和要义。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动力理论、发展原则理论、发展过程理论、发展目的理论和发展规律理论。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从七个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术语革命”。
二是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以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以充分重视数据要素为依托，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依归。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科技、新能源和新产业以及促使这三个方面融合发展的数字经济，其落脚点在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注重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
三是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作用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赋能作用。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在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培育新动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弥合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推动产业创新，加大金融支持，深入推进体制改革。
四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应从多个方面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学者认为，应围绕科技创新、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议题，来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路径。有学者认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政策支持，以及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五是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有学者认为，要聚焦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加快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有学者认为，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要准确把握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方向和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重点和核心问题以及关键点和着力点。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发展与改革相统一的命题，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2024年，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视角多元，体现出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总体还停留在技术创新、能源更新、产业换新等自然属性层面，而对其社会属性的研究则显得重视不够。
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位置，并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之一。2024年，学界主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定义及其特征、底层逻辑和历史逻辑以及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
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从理论方面看，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牵引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还有学者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思想史上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破解了当今世界现代化难题。从现实方面看，有学者认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与主动选择。还有学者认为，可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定义及其特征研究。有学者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营主体具有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市场发达统一、竞争有序，资源配置市场化、宏观治理法治化，改革和开放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具有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效能的宏观管理、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特征。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层逻辑和历史逻辑研究。有学者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层逻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有学者梳理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逻辑，提出分析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底层逻辑要从解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相互关系入手。
四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路径研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部署，学界也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关于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有学者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还有学者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能够发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学界普遍认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前提，可以从根本上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学界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和数据市场、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制、“首发经济”等角度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具体措施提出了相关建议。关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有学者对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证。学者们还从制度型开放、共建“一带一路”、出口企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改革措施等方面探讨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学者认为，宏观经济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学界对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责的范围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2024年，学界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内容较为全面，但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学理性阐释，厘清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等还需进一步深入。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国内学界关于经典著作研究，主要集中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的研究，并涌现出大量成果。
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研究。学界认为，当代研读者的任务是要对其提出更可信的考据和判断。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表述，对于判定《手稿》的基本哲学立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手稿》对“人的问题”的困境进行解析，实现了“历史之谜的解答”。还有学者提出，从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看，《手稿》的逻辑结构并不完整，这一“缺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弥补。
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双重批判，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学者们还探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关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超越德国观念论等问题。
三是《共产党宣言》研究。学界对《共产党宣言》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阐释。学者们分析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化思想、历史意识和阶级意识、塑造理想社会空间的路径等问题。
四是《资本论》研究。学界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较为集中，认为《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既不同于现代经济学也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还有学者提出“系统—环境”辩证法、时间辩证法等问题，认为《资本论》塑造描绘了“传统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图式，将资本逻辑阐释为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有学者提出要进一步认识《伦敦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的关联，加强对《伦敦笔记》中货币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提出要回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分析当代现实问题，研究如何走出生产过剩困境等问题。
五是马克思晚年文本研究。有学者对《哥达纲领批判》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公正观的历史性转向和批判性超越。关于“人类学笔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其中揭示了人类文明阶段更替的规律性和多样性等问题。
六是列宁的《怎么办？》研究。有学者认为，列宁强调了工人阶级需要革命的运动，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思想使命和新文化培育使命等问题。
学界还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认为历史考证版为人们思考和分析理论问题提供了信息资源，应当回到文本文献、思想史和社会实践之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国内文本文献研究不仅关注已出版的著作，进一步加强对其翻译和准确理解，如有学者详细研究考证了《资本论》中“资本来到世间”的注释问题，从而澄清了误解，而且将研究视野投向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探讨了MEGA²尚未发表的笔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
2024年，国内学界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成果，具有理论解读多维、问题意识突出等特点。同时也要看到，国内经典著作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特别是针对党员干部提高理论素养的需求，对一些经典著作的解读、导读等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五、党的自我革命研究
2024年1月8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2024年学界关注的重点。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溯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等角度开展研究。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探索研究。学界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自我革命”的概念，但其建党学说中蕴含着深刻的自我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以建设独立政党、强化思想引领、端正党的作风和推进制度建设的方式，增强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保障。
二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研究。有学者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是在历史中生成、在发展中传承、在实践中发展的，从党的百年奋斗史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生性、长效性和系统性特征。把握这三个特征，有助于在整体上理解自我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辨别其在思想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三是党的自我革命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关系研究。有观点认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文化根基和文化滋养。自我革命所内含的革故鼎新、修身自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品质，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
四是党的自我革命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系研究。有学者提出，大党独有难题内含马克思主义政党“底色之题”、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之题”和世界大党“规模之题”三重逻辑。党的自我革命与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推进自我革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实践路径。
五是党的自我革命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研究。有学者认为其原创性贡献可分为原始性创新、运用性创新和拓展性创新三个层次。其中，原始性创新表现为创造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术语革命，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的系列重大判断，建构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融为一体的崭新范式。运用性创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拓展性创新表现为对已有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成果进行深化性拓展和集成性拓展。
2024年，尽管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研究角度有差异，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一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为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找到了第二个答案，为破解政党自我监督这个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同时，对当前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遇到的风险挑战、构建党的自我革命长效机制、吸取国外大党老党进行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等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六、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论域。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为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提供了科学指引。2024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仍是一个研究热点。
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性规定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制高点问题，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是科学的，正是因为其内蕴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指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进方向，建构了保障人类文明新形态向前发展的体制机制，更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出发给予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历史性的精准定位。还有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命题，认为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从最根本的层面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
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性超越，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就在于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本国与他国、一国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历史性地克服了西方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先天性弊端，使现代化的进程真正成为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对此，有学者从唯物史观的进步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准确把握而指向本真性的进步，是针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性矛盾所作的根本性的改造，是面向新的历史可能而展现的革命性的变迁。
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指导作用研究。有学者着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从实践与文明、历史与文明、辩证与文明、革命与文明四个维度出发，探讨了其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理论的开创性意义。还有学者基于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围绕资本和劳动的内在对立所带来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关系展开现代性批判，通过重新确立基本劳动前提、修复个体之间的撕裂关系，以及弥合个体的精神自由来建设“真正的共同体”，并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是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研究。有学者侧重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展开分析，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的还是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保证人类文明新形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重视科学技术创新，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可靠的增长动能之上；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筑合理的内在秩序。也有学者侧重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角度展开论述，提出以文明和谐论取代文明冲突论，把握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以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4年，学界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研究还有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地方，比如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的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
七、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成果，是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统一体。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不仅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成功推进，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2024年，国内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阐释。有学者从战略目标论、深厚基础论、共同特征论等十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研究。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现代化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等八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其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价值探究。有学者从理论体系的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的出场，既是遵循自身独特的历史、实践、理论逻辑的历史自觉和自主选择，也是针对“西方中心论”而作出的深刻反思和重大创新。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研究域：其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及历史演进研究。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从有限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追赶型现代化到引领型现代化、从注重效率的现代化到注重质量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到现代化的理论建构的历史演进过程。有学者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发展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从实现工业化走向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辛曲折过程。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四个现代化”宏伟发展目标、设计“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方案、构想“两步走”合理发展战略、创新“独立自主”动态发展模式具有原创贡献。有学者聚焦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性贡献，明确指出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构思总体布局、设计战略规划、开辟发展路径、论述主体力量多个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有学者立足于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进行整体性研究，指出这一思想体系生成的逻辑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性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实践探索的深刻总结和对新时代世情、国情发展变化的科学回应。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比较研究。有学者从财富积累机制为着力点，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财富积累机制与西方外源性、剥夺性有着本质不同，其主要特征是内源性，本质是共享性，世界影响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财富积累路径、发展理念、世界历史意义层面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模式。
2024年，国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形成了许多重要成果，基本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内容体系，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主体自觉，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提供了理论参考，但也存在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特质及世界性价值研究不够的问题。
八、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其中第二个就是“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024年，学界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意义”的民主关系研究。有学者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全力探索和建构在形态上能满足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国家发展和治理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种新型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意义”的民主。有学者认为，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民主、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的继承和创新、坚持和发展。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反映和应对生产方式变革的政治制度设计。有学者指出，政治经济、政权形态、政治秩序、国家机器与社会革命是分析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关键概念，这些重要概念之间相互关联，为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优势和实践特征提供了关键的分析维度。
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渊源研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中，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是一部颇受关注的经典文本。有学者认为，《法兰西内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的理论来源和诞生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理论框架。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重要实践推进和理论发展。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并设想了人民民主的上篇，“全过程人民民主”则续写了人民民主的下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从应然到实然的跃迁。
四是马克思恩格斯语言观视野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建构研究。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观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生成的社会土壤和现实基础。要筑牢语言的实践基础、克服语言的错误倾向、塑造语言的传播机制，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叙事，坚定话语自信，提升话语认同。
五是“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研究。有学者在这一视域下，从人民性、民主性、全面性、有效性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理路。
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境界。有学者从进一步校正人类政治文明人民性方向、强固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性根基、赋予人类政治文明治理性功能、增强人类政治文明交融性品格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阐释。还有学者从价值观、制度体系、生活方式等三重维度，阐明人类政治行为文明新飞跃的具体内涵。
2024年，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也有需加强和深化之处。比如，该研究领域仍缺乏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有分量成果。
九、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为了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2024年，国内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具体研究状况如下。
一是数字资本主义本质研究。这主要涉及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数字资本主义等问题的研究。关于数字劳动，学者普遍认为，就数字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其产生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言，就其依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为核心目标而言，数字劳动仍属于生产劳动。有学者认为，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数字劳动产品具有一般劳动产品的基本属性，因此，可以说新的劳动形态并没有改变劳动的本质。关于数字资本，有学者指出，数字资本仍旧依靠数字劳动实现增殖。数字资本没有突破资本的局限。有学者提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的积累依然既依赖商品体系，也依赖劳动体系，只不过是表现出新特征。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不是说资本主义摆脱了社会物质载体，而是表明现阶段利用数字生产力的程度之深。还有学者提出，更根本的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和形式虽发生改变，但依然是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
二是数字资本主义空间维度研究。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平台的整合功能，实现了空间化的极致拓展，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全新空间场域，形成以数字空间布局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延续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发展脉络。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通过线性时间数字化、社会时间资本化、劳动时间个性化、生活时间殖民化、产消时间逆向化的时间变奏，和绘制数字化地理空间、延伸弹性化劳动空间、布控二元化产业空间、搭建物联化平台空间、挖掘膨胀化消费空间的时空结构本身的变易来满足资本的积累要求。还有学者认为，资本数字空间化和数字空间资本化必然带来“时空压缩”“数字焦土”“空间脱嵌”，以及由此导致的空间感知混乱、生存空间被剥夺和所谓主体的“无根的生命”。
三是数字资本主义时间维度研究。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时间剥削包含全时域的隐蔽剥削和无形剥削，还有所谓“自愿”剥削。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加速的本质是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全面支配社会生产和生命形式的霸权实现过程。时间的普遍商品化、高度同质化是其运行机理。还有学者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下时间异化的生成机制包括“日常生活时间被数字虚体交往时间不断蚕食”“时间结构被非物质的数字生产重新编排”“资本联合数字技术殖民掠夺数字劳动时间”，导致了时间无知、无眠体制和加速体制这三种时间异化的新样态。
四是数字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资本主义下，异化不仅依然存在且更加强化。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观念进行了新塑造而趋于盲从、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覆盖而呈现碎片化样态、对精神世界进行了新渗透而日趋虚无。有学者提出，异化呈现出生活化、泛娱乐化和高度抽象化的特征。还有学者提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异化产生的根源依旧，异化只会加强。
2024年，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其本质的研究较为深刻，针对其表象的研究较为全面，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结语
回顾202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呈现了对以往学术研究重心的延续性，又体现了面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与总结。概括来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以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为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02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性。学界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根本性、全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解读，形成了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富于时代特点的研究热点问题。
二是注重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和发展，通过推进理论创新进而推动实践创新，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任务。202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实践的发展，着力加强理论创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党的自我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回应了时代之问。
三是增强学术自觉，着眼于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2024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立足中国实际，致力于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理论，围绕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进行研究阐释，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问题。
总之，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新质生产力概念等提出，2024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丰富多样的成果，为服务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应有贡献。由于研究团队成员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点的关注也不尽相同，再加上刊发篇幅的限制，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全面，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与学界共同关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出努力。
（课题组成员：胡长栓、吕增奎、吕楠、李百玲、刘英、马瑞、王潇锐、方闻昊、刘鹤亭、王临霞）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