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各种“密码”当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章在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发展、怎样领导发展、为了谁而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锻造善于领导发展的政党等重大理论问题。党通过加强政治、战略、政策、制度、组织等方面的领导，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最根本、最现实的需要作为发展的不竭动力，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协调各种不同利益关系，通过社会动员增强发展动能，依靠群众路线作出和优化发展决策。党坚持遵循客观规律设计发展蓝图，在制定和实施目标与规划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民意、优化决策。党不断创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协调平衡、独立自主等工作方法。党善于用制度推动发展，建立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干部制度等多方面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党具有历史主动性、灵活务实性、理论自觉性、自我革命性，锻造了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成为善于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经验 中国道路 党的领导 党的建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共中央委员会，2021）这一伟大成就，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各个历史时期探索、开创、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独特优势。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各种“密码”当中，最核心、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长期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体制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不同于西方政党，在党的领导方式、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显著不同于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现有的政党学说、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方式及经验等问题还缺乏比较系统充分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党怎样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既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是走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现实需要，也是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准确认识中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必需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基于以上理解，我们从党领导中国制定发展规划、建立国民经济体系、推动减贫事业、推进对外开放、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公共卫生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践出发，对“党为什么要领导发展”“党怎样领导发展”“为了谁而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怎样锻造善于领导发展的政党”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分析，希望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一、坚持党对发展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个特征和优势，不仅体现在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保障，也体现在党将自身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文化建设有机融入各项发展事业当中，让党的领导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坚持党对发展的全面领导，是在百年奋斗历史中逐步形成和巩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经济社会建设的全面领导始于中央苏区。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进行了近三年的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党在苏区开展的经济建设实践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保障了革命战争所需物资保障，也形成了开展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制定经济政策、依靠动员群众投入经济建设等宝贵经验。“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古田会议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可以看作党对业务工作全面领导的思想来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领导发展的方式、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等进行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首，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领导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成熟完善。

　　坚持党对发展的全面领导，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既重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强调发挥党的历史主动性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从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来看，中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集中资源和力量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并不断巩固提升国际竞争地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普遍面临着资本和外汇短缺、组织和治理能力低下、独立自主性缺失等问题，必须依靠具有强大号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政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又容易出现发展不平衡、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民粹主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发生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能够从总体上、根本上避免国家发展中出现偏离人民利益、目标短期化、经济社会不平衡、政策不稳定不可持续等问题。

　　坚持党对发展的全面领导，既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倡导，也不是在微观上具体干预经济社会运行，而是通过党在政治、战略、政策、制度、组织等方面的领导，把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

　　一是通过政治领导，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的方向。党自身的一切生命力和战斗力都来自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决定了党有动力、有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面临发展方式、分配方式出现偏差时，党的政治领导尤其能够体现出协调长期和短期、整体和局部利益，以及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红线、避免形成强势利益集团等诸多优势。

　　二是通过战略领导，科学制定和实施中长期发展蓝图。党不断坚持理论创新，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制定适合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战略。同时又能发挥长期执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不断优化和改进发展战略，灵活机动地实施发展规划，实现短期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高度统一。

　　三是通过政策领导，统筹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协同推进发展。后发国家往往面临经济技术起点低、资源要素约束紧的问题，也面临社会发育程度低、区域和阶层差距大等矛盾。这就需要集中有限力量在重点领域尽快实现突破，要求各地方、多部门目标一致、形成合力，这也是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党可以统筹使用多种政策工具，确保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以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接续实现，避免政策“内耗”和“翻烧饼”。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了包括财税、价格等经济手段，也包括法律和党内组织、纪律、激励等手段的“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系统联动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四是通过制度领导，引领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并以此推动发展。党充分利用自身的制度优势，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的统领性作用，把党的政治资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制度资源。例如，在推进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党政一体、上下联动的组织动员体系，构建“五级书记挂帅”的脱贫责任体系，并建立严格的精准识别、评估、考核、问责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效制度保证。

　　五是通过组织领导，统筹全社会资源保障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组织能力低下、国家一盘散沙。党所特有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有力的全社会渗透性，让中国在贫穷的经济和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在不同发展阶段，党的干部考核、选拔任用、激励约束等制度确保了选贤任能，党通过对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社团等单位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全社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落实。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途径，是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西方选举式政党，党与具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并不直接、不够密切；也不同于过去党具体干预微观事务和包办代替的领导方式，而是以把方向、管大局、定战略、搞协调、用干部、建制度等为重点，形成既集中统一高效、又充分调动全党全社会活力的系统化、制度化领导体制。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重要方法；既能保障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虽然实现了部分国家的繁荣，但也伴生了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与和平赤字等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和人民形成了血浓于水的关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不仅仅满足于西方式选举民主“让选票吸纳不满”的程序正义，而是要求在党领导下实现实质正义，这就要求党必须始终保持朝乾夕惕的状态，时刻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者，人民也不是被动接受党提供的服务，而是被组织起来和党一起奋斗。这种党群关系，超越了西方执政集团和群众之间对立、割裂的关系。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历史时期，党都针对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并践行发展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一，把满足人民的根本需要作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多数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之后时常出现发展动力削弱的问题，这是因为发展模式导致需要和供给的错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等就是其外在表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全社会根本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追逐GDP或资本增殖。反过来，一旦做到以人民根本需要为生产目的，就会为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充分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提出“大仁政”的思想，把发展重点放在奠定工业基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和医疗等关系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领域，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条件的变化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裙带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裙带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占有发展成果，民粹主义的实质是处在弱势的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极端反抗，这都会影响国家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党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合作关系，党通过群众路线，注重保持这种血肉联系，避免政权被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呈现“非平衡—平衡”的路径，在一定时期有特定的发展重点，但一旦出现不平衡的局面，党就会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成为回归均衡发展、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回复力”。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党作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决策，同时也提出了“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设想，就是因为党可以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始终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

　　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增强发展动能。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人力资本匮乏、技术力量不足和大量劳动力未充分就业并存的状况。党的领导不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而且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利益所在，然后自觉地团结到党的周围，这既增强了发展动能，又依靠组织资源弥补了经济资源的短板。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疫情防控等方面，通过社会动员和群众工作，取得超出同等发展水平甚至发达国家的成绩。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国政府在尚没有充分了解疾病规律、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通过广泛动员群众进行消毒、防护和隔离，使疫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第四，通过群众路线作出和优化发展决策。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要求能够作出科学和民主的决策，以及时对人民的诉求作出回应。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制度，成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发展目标的制度保障。中央制定改革发展目标，地方分头开展政策实验，成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再由中央鼓励引导其他地方学习借鉴。中央和地方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干部交流的机制，保障了这种上下联动、反复多轮的政策试错过程，能够比较高效率、低成本地推进。

　　三、坚持遵循客观规律制定和实施发展蓝图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制定和实现能力，在制定和实施目标与规划的过程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民意、优化决策。这种能力源于中国共产党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和自觉性，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科学制定和持续实施规划的制度体系。

　　第一，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制定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正确分析历史条件、把握历史前进的规律，作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党基于对农业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提出工业化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只有在满足“世界历史性”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的观点，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提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党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

　　第二，在实践检验基础上完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是“知行合一”的政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不是靠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逻辑推演，而是靠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的深刻现实运动。党领导制定的发展战略都是建立在总结经验和事实基础上的，这既可避免决策的盲目性，也可避免决策受到既得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党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工作方法，既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避免科层制、官僚制带来的信息失真和交易成本，也有利于作出正确决策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第三，在博采众长前提下进行整合创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复杂性是少有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提供现成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总是把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同整合与创新结合起来，不是“拿来主义”盲目全盘接受他人的做法，而是学习别人好的方面、汲取别人的教训，创造自己的东西。例如，社会保障模式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紧密相连，中国对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吸收借鉴，构建了中国国情与国外制度创新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党还注重总结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中的教训，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注重突破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避免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体制僵化、干部腐败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党注重研究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党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及时防范化解发展中的重大风险。

　　第四，在“边干边学”中动态优化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法。党领导人民制定长中短期结合、涵盖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体系，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一套灵活机动、动态调整的规划制定和优化方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已经成为体现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依据。以“五年规划”为例，规划编制的过程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体现了集思广益，不同系统、不同层面的大量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关主体都通过不同方式参与其中，充分实现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分享信息，形成比较符合实际和综合平衡要求的发展规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灵活的调整和适应机制，“十三五”规划开始引入年度监测，动态掌握规划实施情况，根据需要进行调整。除确定战略目标外，发展规划还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弱项布局一些基础性重大项目，围绕发展中的大事、难事、急事提出一系列重大政策。

　　第五，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实施发展蓝图。西方政界有所谓“选举经济周期”现象，“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党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开空头支票的现象，缺乏制定实施长远规划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将规划实施情况纳入各有关部门、地方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力量。

　　四、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时代特征和发展任务，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来指导和引领行动。

　　第一，不断创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16)强调：“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一百年，伴随着对发展理念的不断丰富和创新。改革开放之后，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上的新突破。

　　第二，重视系统思维和综合平衡。重视系统思维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形成了注重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以及财政、信贷、外汇与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等多方面统筹兼顾的思想。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针对一度出现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区、城乡差距的扩大等现象，党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注重统筹兼顾等体现经济宏观综合平衡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强调要促进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能运动式减碳，产业绿色转型需“先立后破”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提出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更好地结合起来，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都是在更高层面、更长时间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综合平衡的思想。正因为党重视系统观念和综合平衡，才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能够保持行稳致远。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红线思维。坚持底线、红线思维，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正面临城镇单位保障制度向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加上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引起的劳动力结构剧烈调整，集聚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党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过渡性质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形成对下岗失业人口的三条保障线，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包括稳增长、防风险在内的宏观调控基本经验，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稳妥处置金融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第四，推进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以教育和健康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最重要、最能动的资源。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提供优质供给的资源，从而陷入人口数量多、教育和健康水平低下的恶性循环。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刚起步的阶段，党就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普及了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后，党又相继提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快速发展。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至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位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第五，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后发国家如何处理同先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发展成败的重要战略问题。经济全球化能够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体系之中，从而缩小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全球化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被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由此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融入全球化，迅速实现了贸易规模和市场的扩大、技术快速赶超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汲取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在开放的同时始终保持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性，有步骤、有条件、有边界，循序渐进，将开放控制在与本国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范围内，不被开放带乱自身节奏，从而将对外开放的积极效应发挥到最大。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面对发展环境、条件的变化，党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但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建设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以实际行动促进形成和巩固维护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这既是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现代版本，也是党胸怀人类福祉、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

　　五、坚持以制度建设保障发展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党善于用制度推动发展，建立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在涉及发展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民主集中制，回答了党如何领导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回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托什么样的基本制度；选贤任能的干部人事制度，回答了党如何锻造善于领导发展的人才队伍。

　　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领导制度。作出科学正确的战略决策并组织实施，是执政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新华社，2019）一方面，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努力做到集思广益。例如，为制定“十四五”规划，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中央财办和国家发改委委托国家高端智库等60多家研究机构和有关部门就37个重大课题开展了研究，形成了130多份研究报告。另一方面，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避免“议而不决”。从多方面信息和分散意见中反复比较和论证，提炼出真知灼见，凝聚成科学决策。在民主集中制指导下，中国还形成了比较协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央地权责明确，党中央政令畅通，地方政府有创新空间，基层一线干部既受到严格约束，又有较大的创新自主权。

　　第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经济并非在真空中运行，必须与各国国情、历史文化和基本制度相结合。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既有其优点，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在促进企业家创新投资的同时，也导致了两极分化、金融泡沫、全球失衡等重大危机；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注重社会福利政策和二次分配，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很高，也很难普遍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嵌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通过发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优势，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宏观管理优势，用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只手”，比其他模式的市场经济有更大的优势。党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治理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产品，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国有资本越来越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应急能力建设、公益性的行业领域集中，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集中，这是中国经济体制充满韧性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政府坚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引导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历史经验，也是未来必须继续坚持的方向。

　　第三，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国一直有着“家国一体”的文化传统，国家、社区和家庭在很多方面融为一体。这种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使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具有独特的机制和资源。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被动的，更不是对立的，人民也不只是被动享受国家给予的各种“福利”，而是主动参与到国家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使中国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了社会安全稳定。一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建设。二是政府在履行优化制度、引导舆论、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职责的前提下，让群众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三是政府创新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利益保护机制，下大力气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用人权是党执政权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干部制度体现了选贤任能的目标导向，超越了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成为党领导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进的执政集团，担任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经历复杂和艰苦的成长台阶，这些领导干部普遍具有较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较强的管理能力。党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实行严格的政绩考核，这同简单的选举相比，能够更全面反映干部的能力，解答了各国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的如何把大众参与和精英智慧结合起来的问题，被国际上称为“智者治国”“贤能体制”。在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前提下，通过使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和奖惩机制这根“指挥棒”，党获得了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政绩与激励奖惩挂钩，在省际、地区党政领导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不用扬鞭自奋蹄。党员干部跨地区交流制度，通过官员的跨地区流动实现各地管理经验分享、产业梯度转移、资本流入流出和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了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依法治国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法治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包括党自身、中央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等都必须依照法律办事，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法治为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各方行动提供了根本依据，有利于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和社会勤劳之手在“全面依法治国”这根指挥棒下，各守边界、和谐共生、同向发力，形成了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合力。

　　六、锻造善于领导发展的先进政党

　　“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有力有效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始终保持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百年来，党在百折不挠的革命、建设、改革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锤炼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诞生、成长、壮大，逐渐锻造出自觉主动、开放创新、灵活务实、自主学习的优秀品质。更重要的是，党具有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政党。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善于把握历史主动，以开放的态度推进党的各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出新道路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首先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通过持续的理论建设，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并主动争取一个美好世界。习近平总书记（2021b）指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牢牢擎住革命灯火，赢得民族独立；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奋发有为，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又科学调整生产关系、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正是由于着眼历史大势，具备历史主动性，党才能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蓬勃生机。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灵活务实性的政党。与西方选举型政党为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经常开空头支票、为了反对而反对、越来越陷于“政策难产”的困局，或将棘手的问题留待下一届政府去解决等政治行为相反，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快速作出反应，表现出灵活务实的特征。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勇于直视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打破当时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体制；随着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出现，党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当前面对消除绝对贫困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党更加强调社会公平，从初次分配、再分配机制和第三次分配同时着手改革完善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坚持渐进发展，不追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是先解决当期最为迫切、更易着手的问题。以教育事业发展为例，中国采取了滚动式发展的策略。先拓展教育公平的广度，不断提高教育普及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步向教育公平的深度迈进，由单纯的受教育机会公平转向教育的过程和结果公平，以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三是坚持试点先行，不谋求所有地方同步同样推进。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而言，区域之间异质性很强，一个政策未必普遍适用，一旦出现政策偏差，影响范围较大且纠偏纠错比较困难。对此，凡在全国范围推进的重大改革，都先行试点，再推向全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理论自觉性的政党。党历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性学习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中国的历史。党一直坚信，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必须在尊重本国文化、立足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有选择地甄别和学习西方有益经验。党一直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扬弃，既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制度设计等，又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比如，我们党实行的巡视制度、监察制度，都在中国古代有迹可循。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和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2013）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在学习中完成了追赶，创造了光辉历史。今天，学习的任务更加紧迫，学习的手段更加多元，学习的机制更加完善。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坚持集体学习，到领导干部在中央和地方党校培训、轮训，再到基层党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或自主学习等，党从上到下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革命性的政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的品质根源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所谓“无私者无畏”。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自我革命是全方位的，集中体现在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调整革命路线和战略战术，一次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反思和纠错。党的自我纠错能力还体现在具体的战略和政策上，在战略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党不仅能够做到不回避、不否认、不拖沓，而且还能早发现、早分析、早调整。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纠正只重经济建设而忽略环境保护的做法，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加重视扭转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淡化、逐利性趋利性增强的倾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党的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勇气和决绝，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一个风华正茂的世界最大执政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必将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当前，中国已经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创造百年辉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赵昌文，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蒋希蘅，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信息管理处副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余璐，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