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景岳，1911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三水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入东涧村初小读书，14岁考入三水县宝塔高等小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在进步教师、共产党员许才升等人的影响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立下了为革命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16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崔景岳在陕西许多地区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1939年冬，为了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崔景岳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12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打扮成商人模样，由延安出发，绕道云阳镇，经平凉、固原，秘密来到宁夏省中宁县。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将中共宁夏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今青铜峡市）的宋澄堡小学和汉坝小学。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以代课教师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随后，崔景岳到各地了解情况，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并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整顿，确定了黄渠桥支部、宝丰支部、省垣城支部负责人，以及宁夏中学支部和中宁支部负责人。

　　1940年春节后，崔景岳回到汉坝，与白玉光、王博研究工作，确定重建宁夏工委。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会议认真分析讨论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确定将一部分身份暴露的党员尽快调回边区，地下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斗争。会议还对如何开展抗日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部署。当时，宁夏有5个党支部，26名党员。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工委会议精神，安排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崔景岳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谈话，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崔景岳还秘密写了一份给西北工委的报告，交给江生玉，让他带到延安，并再三叮嘱：“半个月内务必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江生玉回到家乡中宁县恩和堡后，把报告夹在一个账本中，锁在抽屉里，延误多日，既未动身去延安，也未将报告销毁。4月上旬的一个黄昏，崔景岳正在学校吃晚饭，马云泽交给他一封地下党员杜琳写的信，信中要他“星期六到省城（指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景岳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决定只身前往。

　　4月13日，崔景岳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深灰色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证明，以去省城采购文具和教科书的名义，骑上自行车，顶着风沙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他在杜琳家等了一阵，只见杜琳急匆匆地从新城小学赶回来，向他汇报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11时左右，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20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进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设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摆满了刑具，凶恶的宪兵站了一地，随时等待命令。马效贤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新党员。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你是干啥的？”“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杜的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同学。”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不露机密。马效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打手上刑。压杠子的由两人增加到四人，后来又增加到六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打手们用冷水把他泼醒，马效贤继续逼供，崔景岳强忍剧痛，还是原话。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们把崔景岳吊在大梁上，用皮鞭使劲抽打他。崔景岳紧闭双眼，咬着嘴唇，忍受着敌人种种酷刑的折磨，身上一道道伤痕渗出殷红的鲜血。敌人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指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他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敌人拿到密信后如获至宝，但发现只是一张白纸，完全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狠狠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崔景岳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组织的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给党组织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多么想一把抢过这封信。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猾的敌人不肯给他文件，接着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密件立刻就毁了。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将信的一角小心翼翼地试了一下，纸立刻变成了黑色。敌人知道差点上当了，勃然大怒，大骂崔景岳是有意破坏。后来敌人试着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敌人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线索，很快逮捕了王博、白玉光及其他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30余人。为了进一步确证崔景岳就是宁夏地下党的领导人，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敌人命令叛徒与崔景岳当面对质。敌人还拿出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共产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的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因名单上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军警特务，崔景岳想趁机布下迷魂阵，把敌人的阵脚搞乱。敌人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毒打，接着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使用。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始终无法从崔景岳嘴里掏出半个字。在一个多月的审讯中，崔景岳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的意志始终坚如磐石。敌人也知道，对这样的人来硬的不行，便又来软的一套，企图软化、收买他。

　　5月初，敌人约请崔景岳去“谈话”。两个宪兵挟着他走进屋子里，当宪兵们手一松，崔景岳就像石头落地似的“咯噔”一声，跌坐在地上。他的腿已被敌人打坏了，无法站立。敌科长见此情形连忙让座。崔景岳咬牙忍痛,昂首盘膝，回敬敌人说：“我不是‘坐’得很好吗？”敌科长非常尴尬。过了一会儿，马效贤从衣袋里拿出5块钱，嬉皮笑脸地递给崔景岳。崔景岳怒斥道：“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挥霍它。我们不需要！”收买的阴谋失败后，敌人又耍了一个新花招，妄图从精神上战胜崔景岳。一天，高中第把叛变自首的人集中起来，洋洋得意地对崔景岳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崔景岳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便摇头晃脑地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今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你们有的原来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做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既然自愿参加革命，尔后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要做那些危害民众利益的坏事情了……”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说得那些人羞愧难当，一个个低着头。敌人暴跳如雷，大骂崔景岳是一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死硬分子。

　　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一到监狱，敌人就给崔景岳和孟长有戴上了手铐和沉重的脚镣。关押崔景岳等人的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虫、虱子随手可以摸到，屋里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经过讨论和选举，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支部书记。党支部确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组织大家进行狱中斗争，并争取动摇分子；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重身体，以利再战。狱中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崔景岳除了重视加强对党员思想教育外，还从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帮助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了些馍馍、饼子，让大家充饥。寒冷是折磨同志们的大敌，尤其塞外的牢房，冷得像冰窖一样。崔景岳召开支部会，决定大家自己动手，搞吃搞穿，战胜敌人的冰饿政策。崔景岳把自己卖自行车剩下的十来元钱和大家共凑了的20多元，托人在外面买回10多斤羊毛和捻织工具，组织大家捻毛线，织毛衣变卖，既解决了衣着单薄的问题，又改善了生活。为了活跃狱中生活，崔景岳经常给大家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组织难友学政治、学文化。为了增强体质，他带领难友一起做狱中早操。为了照顾病人，崔景岳日夜苦心操劳，常把从窗口透进的短暂阳光让给难友。同志们见他那消瘦的身体、深凹的眼窝、苍白的脸色，更觉心疼，都亲切地赞誉他是“狱中的阳光”。崔景岳还和大家寻来一些纸张和胶泥，自制象棋、跳棋，开展狱中文娱活动。他带领大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狱中各种艰难困苦。在这种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崔景岳在牺牲的前夕，还找出巴掌大的一块麻纸，给党、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再次表现了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封信托一位看守千方百计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交给了党组织。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但他都泰然处之，每天照常锻炼，照常学习。他说：“过去没有机会好好学习，现在待在这里，时间充裕，要抓紧补课。等革命胜利以后，许多事情还等咱们去做啊！”“狱中的阳光”——崔景岳，视死如归，胸怀革命必胜的信念，顽强地领导狱中党支部，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次斗争。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对马鸿逵大加赞赏，并且十分关注这个案子。

　　1940年秋后，陈立夫秘密来宁夏过问此案。马鸿逵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将案情向陈立夫汇报，并将与这一案有关的各种详细材料一起交给陈立夫。1941年4月上旬，为了引诱崔景岳叛变，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效贤装出一副笑脸说：“我们马主席（马鸿逵）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死。”崔景岳义正词严地回敬敌人。“你不要那样死脑筋，这是给你最后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你心里要放明白些！”“我没有错，向你们认什么错？我主意已定，把我枪毙好了！”两个特务露出狰狞面目，扯开嗓子嚷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把他带回去！”特务头子马效贤将情况向马鸿逵汇报后，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4月17日，一个血雨腥风的夜晚，暮色沉沉，风沙漫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塞上古城。在城隍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新挖的埋人坑，张着黑黝黝的大口，仿佛要贪婪地吞噬革命者和抗日志士的生命。双腿因酷刑致残的崔景岳在走出监狱门口时，将身上的棉袍留给了战友，他只穿着一件单褂，寒风侵袭着他单薄的身体。然而，他昂着头，挺着胸，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当崔景岳走到埋人坑时，敌人杀气腾腾地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镇定自若，语气平缓地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死得值。我是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荣光。共产党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住口！”凶恶的敌人被崔景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激怒了。敌人挥起铁镐，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然后把他推进了埋人坑……崔景岳牺牲了，年仅30岁。

　　1991年4月，自治区、银川市党委和政府将烈士殉难地——银川市第十三小学，命名为景岳小学，并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此地成为自治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