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其发展态势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提纲挈领、总括全局，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强烈共鸣。近年来，举凡期刊、报纸以及网络、新媒体，都能看到围绕这一重大论断所展开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这些讨论和研究，虽然视野和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大都聚焦于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背景、主要内涵和深远影响。梳理、分析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现状，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提高统筹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世界大局的眼界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共鸣中的学术探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出一种“庞杂”状态。这种“庞杂”，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涉及到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种种发展形势及其相互交织状态，所作出的纷呈不一的综合分析。但概括地看，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这样三个重要问题，即：“大变局”的时间起止、主要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重要问题的梳理，即可管窥这一领域近年来研究的基本概况。
（一）关于“大变局”的时间起止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国内学术界对其具体时限观点不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是指20 世纪的百年和21 世纪的百年；第二种，认为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的百年，即从1945 年到2050 年左右；第三种，认为是指本世纪的一百年，即整个21 世纪；第四种，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认为是指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21 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第五种，认为应以17 世纪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和18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来看待这一问题，并据此提出“百年”的时间起止应为过去的“300年”或是“400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看法在学术界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这种观点认为，“百年”其实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泛指，并非指某个具体时间（例如“一百年”），而是泛指一个较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至少是近百年以上，也可能是几百年。例如，有学者就谈到百年“可以是从 1500年新航路开辟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 500多年了”。
“大变局”的时间起止，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因为不同时间起止的“大变局”，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有学者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角度提出：东西方的力量对比由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转向而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称一百年和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与此类似，有的学者还进一步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等综合因素的视角对这一大变局的时间起止作了探讨，认为大变局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威胁多元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时并存于世界，并据此提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 400年未有之大变局”。
还有的学者系统分析了 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开启大航海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历程，并结论性地指出：随着本世纪以来，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等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东方文明在 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要探讨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回归原文，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就目前已公开的材料来看，习近平多次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2018年 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 5月，在江西考察期间习近平又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20年 1月，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不难看出，在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时，习近平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坐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再联系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亦即明朝中叶以来至今近500多年间“西强东弱”的历史走势，特别是联系到鸦片战争 180年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历史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近 100年时间里中国所发生的地覆天翻的巨大变化，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起止并不是某个具体时间，而是一个渐进历史过程的时间泛指。
具体而言，它所泛指的是，经过过去 500多年间的漫长岁月，今日东西方文明在力量对比上所展现出的、所“即将”或是“正在”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迁。笔者认为，这一巨大历史性变迁，所载负的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便是从昔日坚船利炮下的“西强东弱”到而今“东升西降”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言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是其思想内核和主要内容之一。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科学界定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间起止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二）关于“大变局”的主要特征
晚清末造，面对内忧外患，李鸿章曾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慨叹。那么，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何异同？有不少人怀有这样的疑问。
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准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而要理解这一概念，其前提又在于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大变局”主要特征的研究，尤为学术界所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惯常的研究方法便是概括出“大变局”与“一般性变化”所存在的本质不同。而这个“本质不同”，实际就是“大变局”的主要特征。
例如，有研究者将这一变局的主要内容及其标志概括为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深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世界东方和南方一批新兴经济体的涌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所开创的发展新道路和新局面等十个方面，并且深刻地指出：当下世界发生的由多种具体变局汇合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现状的基本面和发展的主流方向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因而是有利和有益的。而且，有利和有益的变局是主流，不利和有害的变局是支流。
又如，有的学者从“权力转移方向”“要素比拼”“社会主义振兴”“人类进步意义”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一变局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特征，指出：近代以来，首次出现了世界权力向非西方国家转移扩散的迹象；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同时并存，并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道路、制度比拼的时代背景；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强大生机活力，还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并且为人类追求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选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使得数十亿人口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无论在体量、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版图，并对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再如，还有学者从全球范围所发生的力量变化谈及这个问题，并形象地指出“东升西降”“北分南合”“地覆天翻”是这一变局的主要特征。所谓“东升西降”，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整体实力在持续走强，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则呈相对下降之势；所谓“北分南合”，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各国“内顾”倾向日益凸显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却日益加强，并有望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支新的重要变量；所谓“地覆天翻”，是指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一种革故鼎新的转型过渡期，而且它将以人类历史上数百年前所未见的和平变革的方式得以实现。
另外，还有学者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大变局”，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进程中全球秩序的“大变局”；是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国际力量多元化所持续发展而引发的全球治理结构“大变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等等。
综观这些研究成果，笔者认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在于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及其转移，本质在于当前国际秩序的大发展与大调整，动力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性进展以及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其主要特征则着重表现为世界战略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等领域所发生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
顺着这个思考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指的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西方列强，以农立国的古老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它所要揭示的是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和忧患；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关照的则是当今时代“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化问题，所要揭示的则是“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所在。
（三）关于“超大型”国家的崛起
在相关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很值得重视。这种观点认为，一方面，人类历史本来就有周期性的时间点，而百年本身又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国际政治本身就一定会发生大变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判断，而是一个一般的判断，是对事实的描述”。但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还特别提醒到，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一般的判断”同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超大型国家结合在一起，“它的意义就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战略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这种观点十分果敢地提出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民族复兴征程，并强调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战略含义。
与上述观点相近，还有学者围绕中国的“超大体量”这一基本国情，特别是从今日中国的影响范围、影响强度都远远大于历史上曾出现的所有“变局”体量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快速发展下的“大变局”，并认为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纵观人类历史，那些曾辉煌一时的欧陆大国，其发展崛起时人口规模都不太大，都是千万级的人口规模；20世纪长期争雄世界的美苏两国，其人口规模也只是到了亿级；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则属于十亿级人口规模的国家，是一个超量级的国家。
也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今日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巨型国家的崛起”。他们自信地认为，“巨型国家本身就有特点，不需要对外界改变太多，只需要改变自己，这个世界就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受这一看法影响，在“大变局”的相关研究中，“中国因素”开始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例如，有学者就直言：“为什么是大变局？因为，格局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成为影响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关键变量——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
笔者赞同学术界的这一看法，即：要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规模、保持快速发展的超大型国家本身对于国际形势和世界秩序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如果再将这一点与当今国内外发展大势和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孜孜不倦追求伟大复兴的信心、决心、能力、勇气及其代代相承的民族信仰、奋斗精神相联系，那么其战略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了。笔者认为，这一点正是习近平强调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缘由所在。
二、争议声中的“裂解”与“重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是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之一。围绕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等是否发生或可能会发生“裂解”与“重构”，国内学术界仍有相当大的争议。但与此同时，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巨变上，学术界却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带共识的看法。主要包括：
（一）世界格局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
“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中出现的权力转移。对此，国内学术界目前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一方面，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对当前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有学者就指出：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正不断缩小。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80%；如果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十年后它们的经济总量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这将使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变得更为全面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变化。”
还有学者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权力便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手中，国际秩序也长期为欧美列强所掌控，非西方国家是没有发言权的。然而，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近代以来一直由欧美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历史性巨变，并由此带来了整个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深刻调整，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全球大变局”。
另一方面，强调在世界格局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中，中美关系尤为重要和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学者都谈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例如，有学者指出：制度优势可以确保中国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而且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与美国总统相互否定的“一届毁着一届干”的制度弊端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国力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另有学者则基于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速度、“工业化成功”以及“相对位置不错”等因素，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决定着 21世纪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并大胆预言未来的世界格局将从“一超多强”走向“两超多强”，“中美关系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二）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多边体系开始进入一种“裂解”与“重构”的历史过程。
一是，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秩序革故鼎新的“大变局”。有学者提出，“大变局”之所以产生，其根源在于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扭曲的游戏规则。这一全球治理体系与游戏规则，是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和统治全世界的战略造成的，不仅损害跨大西洋联盟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还阻碍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因此，“大变局”便是这一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游戏规则的重组与变革。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据此强调，要在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
二是，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世界体系良性演进指明了方向。有学者谈到，国际关系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雅尔塔体系以及冷战结束后所谓“美国霸权”体系等，都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既缺乏公正合理性，又难以有效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而中国政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却为世界体系的良性演进指明了方向。还有学者深入挖掘这一理念，认为在其引领下，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增进相互依赖和利益交融，互相提供发展机会，这必将给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从而使百年大变局按理想方式完成旧貌变新颜的历史使命。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主导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美国竭力渲染大国竞争并动辄“毁约”“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治理体系，导致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战略平衡与稳定受到严重威胁；反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原则，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相比之下，中国这种追求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新道路，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点，也是国际多边体系瓦解与重构的重要表现。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历史证明，谁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正因如此，学术界高度关注这一领域，并普遍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正孕育着一场大变局。
一方面，认为“大变局”的时代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这必将导致世界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不仅会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还会给国际格局重塑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还提出，21世纪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一个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这一发展势头必将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同时又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认为对科技领域制高点的抢占，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大变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例如，有学者就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会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会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大发展机遇。还有学者立足中国，强调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高度重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先进科学技术快速转化为先进产能，进而在科技领域占据制高点和有利战略地位，助推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在大变局中成功实现崛起。
（四）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
“大变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就要求，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
一是，认为必须走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国内学术界普遍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人类的历史也昭示出：冲突和战争往往肇始于误解与偏见，而发展和繁荣则受益于交流与互鉴。但与此同时，学术界也特别强调，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除了意味着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外，还意味着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面对这种现实，只有坚持交流互鉴、美美与共，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才能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也有学者提出，由于当前全球事务的高度依赖性、共同脆弱性和多元化趋势，使得一国或几国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完善，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走出昔日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霸权文明”的路子，进而走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
二是，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有学者提出，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各主要文明代表国家的不均衡发展，它们之间原有的实力差距在明显缩小。这一态势，就在客观上为多元世界的构建和完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得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得以进一步强化当今世界的多元性。还有学者强调，中国倡议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智慧，不仅是对过去几百年西方“霸权文明”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晶，也饱含着对于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认识，因此能够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文化治理。
除从“世界格局”“国际多边体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深入探讨大变局的内涵之外，还有学者从“经济全球化”“世界秩序之变”“世界文明格局”和“全球治理之变”等方面，或者围绕“制度自信”和“制度创新”，“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多个维度，对于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这一重大论断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多对矛盾的共同作用，又是世界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世界经济与科技动能等多个变局的叠加。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对于国内学术界的上述研究提出了十分审慎的看法。例如，有学者就告诫说：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要重新审视“权力转移”命题，要说明美国到现在还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动力，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发展中国家在群体性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巨大挑战，要对全球化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影响作更全面、更准确的评价；同时，要在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价值观交锋的判断上更加谨慎、避免偏激，等等。
总之，国内学术界这一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了视野宏大，视角多维，专业面广且相关领域微观研究较为扎实等特点。这些努力，已经从多个维度比较全面地提炼揭示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这是目前这一领域研究可喜的局面。
三、大变局下的“危”与“机”：战略定力、战略机遇期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任何大变局本质上都是由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引发的国际秩序调整。这就决定了，“大变局”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从变化到稳定，再走向新的变化的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历史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尽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我们在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必将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又要慎终如始，防范化解好各种重大风险挑战。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危”与“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巨大风险挑战。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前进道路上中国的现实考验。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和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就有可能使中国在将强未强、将起未起之际倒在崛起的门槛上。有学者直言：国际秩序的演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们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面临的风险阻力，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规则之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还有学者更为尖锐地告诫：从本质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时间上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如果我们不慎或者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大变局”就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羁绊。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性机遇。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有学者据此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是一对同生并存、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具体对我国而言，只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和用好机遇，同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积极创造机遇，就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变局”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还有学者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还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在大变局之下，机遇与挑战并行，机遇大于挑战。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普遍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论内涵和现实针对性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有学者就提出，对于中国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包含的多个叠加变局均非中国所能掌控，因此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对于各种复杂变局和种种不确定风险挑战的最有效回应。还有学者则强调，鉴于“大变局”所带来的“危”与“机”，中国既需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分析其复杂态势和构成因素，又需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在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警惕“战略冒进”的风险。为此，中国既要“审势”和“顺势”，也要“谋势”和“塑势”，在不断增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
（二）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
联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国内学术界普遍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是，认为在“大变局”中，中国更加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有学者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目前的发展大势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能可贵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因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底线，不断拓展战略远见、提升战略自信、强化战略运筹，在大变局中把握住这一战略机遇期。还有学者强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仍将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利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围绕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强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要主动作为，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有学者认为，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长足发展，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也显著增强。而且，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当前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对中国还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应当充分抓住当前战略机遇期，并且主动作为、做好国内外自己分内的事情，力所能及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个大国作用，主动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从而引领“大变局”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目前中国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显著提高了。因此，着眼于“大变局”，我们更应该在国际秩序的发展完善进程中彰显中国的责任、价值和道义，进而主动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三）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
“行百里半九十。”越是接近奋斗目标，前进阻力和风险压力就越大。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国内学术界还积极建言献策，反复强调要做好防范化解、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思想和工作准备。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新旧力量博弈的过程，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有学者指出，“大变局”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必定风云变幻，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风险挑战，诸如海外利益安全风险高企、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周边安全问题频发等问题便是其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深刻认识到“大变局”所带来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又要深刻认识到这些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存在着危机与良机之间的快速转化。还有学者则提到，从“大变局”的角度来看，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的诸如经贸摩擦等问题，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一个小片段。换言之，真正的风险未必是中美直接冲突，而是世界格局在“东升西降”的持续压力下对于国家内部乃至整个地区安全形势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二是，主张要坚持战略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并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有学者指出：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紧紧围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凡事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预案做得更周密，注重“托底”“守底”“保底”，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至少在出现重大风险之时扛得住、过得去、打得赢。还有学者则强调，我们要深刻汲取苏联在“冷战”中败北的历史教训，深刻认识西方国家所惯用的以经济金融战、文化舆论战、颜色革命等方式打总体战、超限战的手法，要对这些力图全方位主导、全方位控制对手的各种招数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同时，又要积极作为，善化被动为主动，既要耐心谈判，又要适度回击，并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作好在国际博弈中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准备。
三是，提出要妥善管控“大变局”下由大国竞争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针对这个问题，有学者提出，可以从缓释“东升西降”压力、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检查并修补自身脆弱面和薄弱环节等几个方面未雨绸缪，提早布局。还有学者则强调：要不称霸、不当头，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不冲突、不对抗，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不惹事、不怕事，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根本利益。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风险与破坏机制、国家安全路径选择等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总之，如何看待和处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是该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在深化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下一步，随着不断发展演变的国内外形势，相信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
四、结语
综观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普遍高度认同习近平作出的这一重大论断，并以强烈的理论共鸣和研究热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大变局”的时间起止、主要特征，还深入挖掘了这一重大论断在多个维度下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就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等，进行了扎实深入且成果丰硕的研究。
在看到这些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目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对于这一问题的基础，即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掌握、积累和利用不够的问题，也存在着国际视野特别是对国外同类研究重视和关注不够等问题。但不论如何，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进而全面领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作者：董振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