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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党史事件之十三】毛泽东如何评价“延安五老”

来源: 时间:2016-02-25

1.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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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3月20日生。1945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为他寿辰献的祝词。毛泽东在祝词中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这位老战士,就是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1945年3月,在边区政府为林伯渠举行的60岁生日小型祝寿会上,应大家的要求,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总结说,在三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阴历2月15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05年下半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伯渠在湖南做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在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同廖仲恺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随后,他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1920年底,正当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益感困惑和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次年1月,他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对此,林伯渠后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前往广州孙中山的总统府任职,他经常向孙中山宣传、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联系的一座桥梁。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林伯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利用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安排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的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写信给林伯渠作介绍,林伯渠居中联系的。对此,吴玉章曾作诗赞扬:


  十月光芒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作为代表,林伯渠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候补委员。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北伐战争期间,林伯渠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军内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六军这支杂牌军很快成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对于这番“好意”,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拒绝了”,并义正词严地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随后,他在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1928年夏秋之交,林伯渠抵达苏联莫斯科,开始了为期4年的异国生活。1933年春回到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8月,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此时的中央苏区,虽然在军事上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经济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加上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已经发展到十万之众的红军和根据地群众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林伯渠采取积极办法,除从谷米较多的地方采购外,号召大家用竞赛的方法,在最近两月每人要设法节约谷子一斗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并开展以“倡办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为主的储粮运动。在他的努力之下,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林伯渠随军出发。在长征途中,林伯渠为保证红军部队的给养,仍然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长时间的长途急行军,林伯渠的面容日益消瘦,脸色蜡黄,颧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头发更加银白,胡须也垂到了胸前。面对最艰苦的环境,他毫不畏惧,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手举马灯照万人”,他在长征中的光辉形象,随着黄镇画笔下的《长征中的老英雄》而广为传诵。吴玉章赞曰:


  回国参加苏维埃,财经工作展宏才。


  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老人何壮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脑”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于1937年9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从这年开始,直到1948年,林伯渠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连任三届。


  林伯渠非常重视边区的政权建设。1940年春,为调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毛泽东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从1941年开始在乡、县、边区三级政权中进行了“三三制”的选举。刚开始,许多人对“三三制”不理解,特别是要把曾经被群众打倒、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士绅吸收到政权中来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还有抵触情绪。这时候,林伯渠就亲自做干部群众的工作,向他们讲清楚党的抗日政策和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帮助他们打消了思想顾虑,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主席,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1941年,面对边区出现的严重困难,林伯渠带领边区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带头参加边区政府人员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有个农民看见林伯渠每天起早拾粪,非常感动,就偏差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年纪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捡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还要坚持拾粪,参加生产运动。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在他的领导下,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新中国的“模型”。林伯渠作为政府的“首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勤勤恳恳,日夜不懈,为边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他十几年如一日,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质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得全边区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郛,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2.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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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1886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毛泽东与董必武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并且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作为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相互呼应。1944年,毛泽东批准公开为董必武祝贺60寿辰。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诗坛上,两人结为挚友,毛泽东曾称赞“董老善五律”。


  毛泽东与董必武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并且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作为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相互呼应。在中央苏区,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但董必武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44年,毛泽东批准公开为董必武祝贺60寿辰。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诗坛上,两人结为挚友,毛泽东曾称赞“董老善五律”。


  曾担任毛泽东医护人员的蓝桂英回忆: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毛泽东一天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将《贺新郎》的录音反复听了一整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他战友的怀念。


  没过几天,他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原来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改动,实际上增加了别离的意味,将送朋友去外地变为生离死别,暗含着更深沉的留恋不舍之情。


  据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传》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写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等书,均采用了毛泽东改词悼念董必武的说法。(《党史纵览》根据《党的文献》2010.6原文摘编)


3.吴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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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四川荣县人。“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段今人熟悉的话语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有感而发的。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段今人熟悉的话语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六十寿辰庆祝会上有感而发的。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出生,四川荣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到1937年,由党派往苏联、法国和西欧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8年回国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1945年12月随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


  吴玉章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越发坚定。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1960年5月他以80多岁的高龄,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8岁高龄的他还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吴玉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青年,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4.徐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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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徐特立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5.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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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这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1933年11月,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兰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结束检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谢觉哉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


  1933年11月,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的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


  谢觉哉这个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在县苏维埃常委会上对杨世珠、兰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接着,谢觉哉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兰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


  结束检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谢觉哉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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